主流媒体对我国通胀的解释是“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但周其仁教授在《货币的教训》一书中告诉我们：“输入型通胀”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成本推动型通胀”也不那么经得起推敲，而“结构性通胀”则是一个“滑稽的类别”，类似于牙坏了就称之为“结构性牙痛”。那么，通胀的原因是什么呢？周其仁说：“通胀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比生产增加得更快。”
用货币来解读宏观经济，这种方法当然不是独创，而是经济学的传统。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课程，只讲“货币”与“价格”理论。宏观经济的核心是“货币”，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这就抓住了经济学的实质。《货币的教训》正是用货币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存的各种问题，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热点”。从国内到国际，包罗万象，但万变不离货币，正是这本书的特色。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把通胀归因为货币过量发行，他的名言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周其仁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面临的严重通胀。他指出，在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加27.7%，同期名义GDP才增加8.7%”。货币量超过经济生产量如此之多，岂有不通胀之道理？
那么，这么多货币是从哪里来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但1994年通过、1995年开始实施的《人民银行法》已经规定了央行不能以发行货币来支持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央行滥发货币的做法已经得到限制，但在靠财政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政策下，“政府投资可以杠杆出更多的商业银行贷款，由此也就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所谓“杠杆”就是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把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许多倍，创造出更多的广义货币M2，换言之，即使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权力受到了限制，政府和国企的投资仍可以创造出更多货币。所以，货币的过量增加，根源在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而增加投资。这些投资有些是生产性的，如政府“铁公基”的投资，尽管经济效益不一定划算，但有些是非生产性的，如广州亚运会总投资就达2577亿元。无论哪一种投资，都是增加了货币，引发通胀。说到底政府追求高增长，才是通胀的根源。不消除“增长率拜物教”，通胀就无法制止。
货币的另一个来源是逼出来的，这就是央行用基础货币去购买企业外汇。我们的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算算这需要多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外汇储备的来源是出口顺差，即出口多、进口少。而出口有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低估的原因还是为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说到底这是重商主义的思路。汇率由市场上本币与外币的供求关系决定，改革前我们高估人民币值与现在的低估人民币值本质上都是为国内经济而控制汇率，属于希望汇率固定的思路。周其仁指出，固定汇率是守不住的，硬要守，就要用大量基础货币购买外汇，这样GDP增加了，但通胀也来了。
通胀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是“增长率拜物教”，是对高GDP增长的追求。能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则是政府的无限权力，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经济。说到根本上，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样一层一层分拆下去，中国经济问题的病根就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