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同时表示，“此项改革的前景明朗，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企业有效减负，更旨在促进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财政政策应结合中长期问题
事实上，在面临欧债危机的巨大不确定性复杂局面，以及国内原有粗放型经济运行模式难以为继之时，中国的财政政策取向已越发明朗化。
贾康对于目前财政政策取向归结为：重点在于若干年陆续地给出更加鲜明的导向和预期方面的信号。
“支持经济增长方面，我们现在看到表述上更强调支持实体经济，这个跟去年下半年以后的金融形势有关，特别像温州发生的一些局部危机事件震动了全局，当事态应急处理平息后，决策层也更强调支持实体经济。”他表示道。
贾康认为，金融行业包括资本市场的最后归宿一定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应该更强调发挥其所谓的扁调控功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层面的政策融资，并且要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起到推进的作用，同时也要迎合社会诉求，改善民生。”贾康向记者表示，财政政策显然在这些方面要有所贡献。
除此之外，财政政策也需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支持改革的深化。贾康告诉记者，他强调中国任何一个短期调控的问题都必须结合中长期问题一并考虑，任何一个短期考虑要和中长期化解矛盾结合起来考虑。
他认为，现在的财政政策重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几点：第一，要进一步把结构性减税这个文章做足，‘营改增’就是结构性减税的重点，以及对小微企业减税。“虽然去年财政已经给出了一定力度的安排，但具体到每一家企业由此得到的实惠却还是有限，而在进口环节，也有很多的政策优化的空间需要进行把握。”
“减税还会涉及到中国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怎么样把国际经验在中国运用，真正地让中国走进创新型国家，财税显然要发挥自己的支持作用，比如说规定企业能够证明研发投入，财政就给它150%的所得税。”贾康称。
财政政策的另一重点是，在财政支出统筹兼顾的概念下，应当解决民生问题，除了建设保障房外，还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投入。
“营改增”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营改增”机制的出炉，显然能够促使目标企业主体放开手脚做专业化细分，不再受重复征税的羁绊。
然而，目前也有部分企业发出声音，他们并没有因“营改增”试点得到实惠，甚至个别企业还感到纳税负担“不降反升”。
贾康推测，这一方面可能是一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在专业化细分方面能力和潜力不足，没有像有些企业那样感到明显实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他们在自己客观条件综合到一起之后，找不到利用“营改增”政策实现自己升级换代具体的方案，因此反而会发出抱怨。
但是，他也坦承上海的试点方案也带有“试错”的特征。“毕竟试点，只是在一个粗线条的方面先做一套方案，试错就是要进一步动态优化初步地方案。”贾康认为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上海也已官方表态，要采取过渡性的办法，用财政扶持资金向受到明显制约、没有得到实惠的细分行业的企业给予预拨。
他认为，上海“营改增”先行之后，其他地区的跟进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改革已成为各方共识。他估计，除上海外的长三角地区会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向本地企业明确改革预期；另外，环渤海区域、珠三角及中西部地区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