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美企业每年按部就班地为员工一点点加薪的时候，中国企业却愿意用20%至50%的加薪幅度抢夺有经验的员工。
香港咨询公司CommunityBusiness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有1/3左右的上班族考虑跳槽。相对于中国香港和西方国家，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倒不是中国员工天生爱跳槽，主要是因为企业给员工的加薪幅度赶不上市场对工作经验的渴求度。当欧美企业每年按照本国惯例按部就班地为员工一点点加薪的时候，中国企业却愿意用20%至50%的加薪幅度抢夺有经验的员工。这个时候光用忠诚度来苛责中国打工族，似乎有点儿太片面了。换个西方人过来试试？
几年前，一家法资企业在竞争对手来到中国市场时，给中国员工平均加薪30%以上，当然，这发生在十几位员工相继加盟对手公司之后。据说这引起了法国公司总部的不满：总部在非议，凭什么给这些中国同事加这么多钱？我们已经10年没加薪了。这时候，欧洲同事好像忘了，中国的房价已经从30年前的免费住公房，涨到数万一平方了。
但当我向一位朋友谈论起这一“中国特色”时，他强烈反对，表示“这不能代表中国职场的情况”。这位友人就职于大连一家盈利状况良好的事业单位，27岁左右，属于骨干级员工，正苦恼于发展空间小、升职无望的“瓶颈期”。
我跟他说：你可以跳槽啊。他说：我根本无槽可跳，没有选择。
他根本不是没有选择。中国就业市场上除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的机构外，还有大量市场化、双向选择的外资机构与民营机构，后者意味着充分竞争、不稳定、福利待遇由市场决定。大连也有大量的市场化企业，当然也是他的就业选择，只是他连看也懒得看一眼。
我想起一个在央企做“国际贸易”的人对我描述的工作状态：每天4点就可以下班了。也会去和供应商应酬，但两家供应商也是央企，基本达成了和谐的约定：这单生意给A，下一单就给B。剩下来的无非就是面子上的需求：酒还是要喝，礼还是要送，生意反正一定会做。
在这样的环境中，苦恼于“发展空间小，升职无望”，就像儿女双全的杨澜抱怨“时间不够用”一样，是甜蜜的抱怨吧。不同的地方在于：杨澜意识到这是甜蜜的抱怨，而他们没有意识到。
中国职场有政府机构、半政府机构（如各种协会等）、民营企业、外企等多种“生态环境”，每种职业规律不同，甚至会影响到员工的生活方式及个人性格塑造。这种情况恐怕是西方职场中人很难领会的。我认识的一位做财经咨询的德国小伙，在被裁员后去了邮政局工作；化妆品公司做市场的一位法国小伙，后来在公立医院找了一份后勤工作。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后来成了报纸专栏作家，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一方面，中国职场中人对不同“生态环境”之间的转换缺乏想象力，一方面，又对某些职业的发展过于有想象力。比如：教授乐于上电视，乐于成为大众明星，而西方的教授通常对大众媒体十分谨慎，只愿在学术界的小圈子里混；作家乐于被官员追捧，觉得是件名利双收的事。
最近遇到一位50多岁的男作家，至今对当年市委书记登门拜访他的事感动不已，同时对如今作家追求书的销量之类的行为痛心疾首。而西方作家热衷于嘲讽政客，若被政客吹捧，当然也会暗自欢喜，但会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提出，希望你觉得他对这种“重视”很“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