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
师母、各位经济学界的前辈、所有的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纪念董老师85岁诞辰，我因为是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很快到经济所工作，当时董老师是所长，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在体制内当过最大的官也就是到经济所不久被任命为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那个阶段在经济所尽管只有短短几年，因为我87年就出国了，但是确实是我自己在学术上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董老师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导师，但是我从来没有给董老师写过一个字的文章或者什么。他这个人做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我个人理解，他最大的特点一个是他的创新性，我们在1979年的时候经济研究第一期，是他1978年就写出来的，就是对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进行批判。在当时以及后来的相当长时间当中都是非常领先的。他因为这个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在经济研究所，我跟董老师说，我是不是读你的博士，他说我从来不招自己的学生，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怕连累学生。
他后来在美国治病的时候给中国证券报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他写了说当时华生找我读博士，我拒绝了，我怕连累别人。他的很多经济观点可能当时不受欢迎，或者会受到一些批评、排挤、批判。所以他在信中还讲到华生后来从国外回来以后异常低调，连我都不找了，去经商了，他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董老师的这些的话，说实话对我后来也很有触动。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想还是应该跟董老师做做学问吧。
我觉得董老师一个是创新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求实的精神。他的很多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都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我们今天会议的题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现在确实是一个战略的机遇期，也是一个政策的选择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策上都是这样。秉承董老师的精神，我下面讲几句话也许不是那么合潮流。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重要的政策选择期。但是怎么选择？目前就我看，经济学界这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前一段时间参加过一个土地制度的研讨会，在上海。真正的一天，最后我总结的，唯一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对现行制度都是不同意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怎么办？没有一点共同点？我们经济学界就这个样子？当权的人，假如让你去当政你能做什么？包括比如我们刚才辜胜阻副主席讲的创新我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如果再想一想，政府创不了新，我们政府已经给了不少钱给科学院了。等待着其他的创新，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在座的也有地方的领导，董老师的学生。如果什么事不干就是鼓励大家创新，如果五年或者十年什么创新也没有创出来，是不是回头说这个人无所事事，没有成就呢？发展中国家有几个国家是靠创新成功的呢。要有这个本事创新。所以这个问题的难度不在于创新不对，而在于怎么创新。
再比如刚才高主任讲的，国有经济，国企业批评很厉害，社会主义不是国有经济，是什么，我们经济学界没有人给出回答。光告诉他说不是，那是什么呢？谁都没有说清楚。如果什么都不是，今天也可以咱们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本来这个东西就没有，当时蒙着大家往前走的。今天就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好搞的。我们如何高出自己的特色，也是经济学界要回答的大问题。再比如刚才讲到土地制度，经济学界一个很大的声音就是政府垄断是不的，小产权房应该放开。小产权房放开是什么意思？是说现有农民的小产权房今天宣布非法？如果是这个这个事情最好别做。西方国家太多了，把以前大赦一事，这样的结果是鼓励更多的人偷偷入镜。如果说第二个意思，小产权房不仅过去合法，将来也合法，那么中国的土地谁想盖什么房子盖什么房子不用批准。包括住四合院的人把房子拆了盖六层楼也是可以的。是这是意思，这样行不行？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光说批评是比较容易的，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什么是对的？中国要前进，要抓住战略机遇期转型的机遇是要有正确的选择的。而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而且是可以操作的。
比如最近很快说要推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在座的，我跟白重恩一起参加过座谈会。我的感觉这个方案就是出来了也没戏，根本不用有什么预期。第一看看媒体我们自己的讨论戏就不大，就没有说明白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基本上在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经济学家本身有很大的责任。自己并没有搞清楚你真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是符合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情况的又是能够抓住的机遇期的。
今天没有很多的话，就想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我就觉得当前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机遇期，也是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一个重大的挑战期。我们可以做的工作非常多，要回答的问题非常多。首先要意识到我们并没有理解或者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继续做研究，去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回答了，我们可能还是原地踏步，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