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当当、亚马逊或者其他网店，莫言的书永远都是缺货和预订状态，且大都取消了折扣恢复了原价。各出版社为争夺他的各种版权硝烟阵阵，文艺界议论着这次获奖会不会让纯文学回归，老家高密县端上了“莫言主题”的旅游大菜，就连房地产也来凑热闹，因莫言一句玩笑，开始宣传“750万元的诺贝尔奖金到底能不能买得了北京一套豪宅”。
在某媒体甚至问出“你幸福吗?”这种问题之后，莫言希望“早日从喧闹中解脱并回归。”
作家和别的职业不同，文字不会说谎。当回顾和回归人性本质，笔者看到的，是一个醒世无言，一生不断想躲闪聚光灯，却又依赖于聚光灯的莫言。
“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作家理想
1955年2月17日，山东省高密县河崖镇平安村，一个叫管谟业的孩子出生了，也就是后来的莫言。因为是男孩，给这个家庭多少带来传宗接代的欣喜，然而更多的是如何养活一家老小的严峻现实。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大变革的复杂时代，每个家庭都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而管谟业家，被定义的是富裕中农。
如今万千宠爱在一身的莫言，其实童年并不受家里人“待见”。因为“长得丑，还又懒又馋”，所以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婶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孩子，用莫言的话，只好“悄悄长大”。
“我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叔叔和爸爸并没有分家，所以家里人很多，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一大堆。最多的时候，家里是5间房子住着16个人。”莫言回忆，“那会儿饭量又特别大，一次能喝一大罐野菜汤。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找吃的。树上的叶子、土里的蚯蚓、草里的蚂蚱……能吃的都扒拉来吃，可还是饿。”
在莫言的童年记忆中，除了饥饿，还有一种主旋律色彩就是，孤独。
因为家庭成分，莫言在上完小学就被中学刷下来辍学务农。年纪太小，莫言没法干成人的农活，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生产队的一头牛和自家养的一只绵羊，到山上吃草。
“我们处在三省交界处，非常辽阔，几十里都没有村庄。夏天、秋天的时候，水来了一片汪洋，水下去一片草地。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我能说话的就是动物和植物。”莫言说，“往那儿一躺，跟天上飞的鸟儿说话，鸟儿不理我，我就睡着了。然后是被牛顶醒，醒来一看，牛的肚子鼓鼓的，吃饱了，就和牛一块回家去。”
在莫言的作品中，自然乡土气息，夹裹着他童年的寂寞，挥之不去。
最初听到写作这件事，是源于山东一个学生回家务农。这个学生告诉莫言，他认识的省城一个作家写书的，“一天三顿吃饺子”。莫言睁大了眼睛，“能一天三顿吃饺子”，构成了他最初对作家这个职业的无比羡慕。
而在当时来看，莫言和自己羡慕的这个职业似乎八竿子也沾不上边。从因为家庭成分被剥夺了继续上学权利的那一刻起，“小学文化程度”，仿佛宣判了他的未来和命运只能和土地打交道。事实上他也成为了一个农民，常常因为肚子填不饱而发愁。12岁的时候，莫言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偷拔了生产队一根红萝卜充饥。没想到居然被押送到工地，还专门为他的行为召开了一次批斗会，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承认错误。莫言痛哭流涕，说自己再也不敢了。回家后，又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
惨痛的童年记忆，日后也成为了莫言的深刻素材，这个桥段被莫言写成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短篇小说《枯河》。
但在当时，可以想象，一个小学文化的孩子，要离开那块贫瘠的土地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天吃三顿饺子”的心愿，对他而言，似乎更像是天方夜谭。
穿戎装，一顿吃了8个馒头
1973年，莫言参加挖掘胶菜运河成为农民工，后来又到棉纺厂任司傍员并成为棉纺产夜校的语文老师。在别人眼里，“一个中农的孩子”能当老师，已经是有了“天大的福气”。然而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走出去。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走出去最快捷也最靠谱的方式就是参军。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他年年去体检，却一直没被部队选上。1976年，在莫言21岁的时候，也就是可以服兵役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莫言通过了部队的选拔。
然而录取通知书却是民兵连长满脸冰霜送来的，在离莫言挺远的距离时，就扔下通知书走了。而且莫言当兵走的时候，还有乡亲在街上大骂：“贫下中农的孩子当不了兵，竟让老中农的孩子当了兵!这什么世道!阶级斗争还搞不搞了?”
莫言只想插翅离开，而且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去大西北当兵。没想到上了军车以后，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车就到了。原来他就被分在黄县，离家乡只有300多里路。
1976年2月16日下午，莫言背着背包，跟随着新兵队伍，晕头涨脑地进了黄县的丁家大院。点完名后，班长命令新兵把背包放在稻草地铺上，莫言的军人生涯就这样正式拉开。第一顿饭，他“很温柔很保守地”吃了8个馒头。管理新兵的上士跟管食堂的人说：“坏了，来了个山东大肚汉!”
舞狼毫，写作成就人生转折
来到部队后，衣食不愁了。莫言的写作梦再次燃起。他开始在黄县的军营里编织自己眼中的生活。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稚嫩，先是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地主的女儿爱上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却在“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被批斗而死的故事。
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却被退了回来。莫言不气馁，又写了一个讲与“四人帮”斗争的六幕话剧《离婚》，又被退了回来，但是多了一封退稿信，编辑建议他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莫言仍然没有灰心，烧掉两部手稿，重新开始，自己定了几本杂志，不断学习和调整写作思路。
1979年，莫言24岁。这年，他在黄县入了党。7月，批婚假回老家结婚。一个星期后却接到速回部队的电报，领导让他赶紧打包到保定报到。原来上级把他从黄县调到保定到位于狼牙山脚下的训练大队当教员，搞新兵训练。
莫言继续给保定的文学刊物《莲池》投稿，1981年，终于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春夜雨霏霏》。
也就在这一年，女儿管笑笑出生。双喜临门(603008)。莫言的创作激情也因此被点燃，一鼓作气又在《莲池》上发表了短篇《丑兵》和《为了孩子》。也因为发表的这两篇小说，引起了局里上下的轰动，大家都开始知道，训练大队有一个老战士，业务水平高，写的材料好，课上得不错，还发表了文学作品。莫言开始引起领导的关注，局里把他调到训练大队接受考察，有意想给莫言提干。但到了年底，上级下了个文件说，所有干部必须经过军校或训练大队的培训才能提干，且战士年龄超过24岁不能提干，而莫言在1979年底已经超过24周岁了，当时是一个有6年兵龄的老兵了。
训练大队队长和政委商量，觉得莫言确实是个人才，作为一个战士，他年龄已经太大了，但作为一个干部，20多岁的年纪还很轻，不提干太可惜了。于是和政治部主任、宣传科科长去听莫言讲课。听了之后很爱才，带着他的材料和他在《莲池》发表的两篇短篇小说，专门跑到军委总参谋部组织部申请为他提干，顺利得到总参领导的批示。
1982年暑假，27岁的莫言被破格提拔为正排职教员，被调到北京延庆某部队机关工作。第二年，《莲池》杂志又发表了莫言的两篇小说《售棉大路》和《民间音乐》。老作家孙犁非常喜欢莫言的《民间音乐》。
1984年是莫言文学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由著名作家、后任总政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将军领衔创建了文学系。莫言当时是总参下面在北京延庆县一个军校的副连级教员。报到时莫言因为种种原因迟到了。军纪严明，按规定，莫言不能被录取了。这时候，徐怀中把他叫去，问他写过什么东西。莫言从包里摸出《莲池》和孙犁为他写的评论。徐怀中仔细地看完后，对系里的一名干事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就这样，莫言正式进入了军艺，成为了一名专攻文学的部队学员。
在当时，王蒙、丁玲、刘白羽等著名作家都走上过军艺文学系教室的讲台传授自己的创作心得和智慧思想，徐怀中还亲自指点学员们的作品。在这个顶尖的学堂里，莫言由“草根成长”变成了“专业学习”，每天都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东西，而且写作成癖。
“我那会儿一天不写东西，就感到对不住自己似的。”莫言说。
很快，莫言就出来了一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不同于以前的小打小闹，这部作品发表后震动文坛，评论家们誉为“农村题材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军艺学习的两年，莫言又先后创作了中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秋水》、《三匹马》、《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可以说，莫言的创作天赋，没有部队环境系统的培养和引导，是不会达到今天这个高度的。莫言坦言，当初只是为了温饱和摆脱贫穷才想当兵，但当他锲而不舍地去争取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时，命运的轮盘也已经开始悄悄在为他的一生逆反和翻盘。
无言的懦夫和勇士
莫言的作品在被诺贝尔奖组委会向大众介绍时说的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也因为他作品题材里大胆夸张的艺术表现，莫言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作家。
现实生活中的莫言其实是一个“特别怕别人不高兴”的人，为了这点，他甚至要“讨好”陌生的出租车司机。
“我女儿住的离机场很近。但我能不去就不去。因为怕出租车司机不高兴。那一站叫大山子，里程表上实在太近了。人家排半天队，我怕给我甩脸子。于是不得不去的时候，我就带着中华烟，上车先给师傅一盒烟，说：‘这是真的中华，您放心抽。’然后再说我去哪儿，这样司机算算没赔，就不会给我甩脸子了。”莫言说。
莫言甚至说过，在平时生活中，他可以“是孙子、懦夫、可怜虫”，但在小说里可以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他总结自己的写作阶段先是“把好人当坏人写”，然后是“把坏人当好人写”，最后是“把自己当罪人写”。因为觉得一个作家就应该深深反思。他认为每当历史上有巨大灾难发生时，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有责任。譬如文革，即使是一个孩子，虽然他没有打老师，但会对老师吐唾沫，因为即使是孩子也会感到一种恐惧，被甩出群体之外的恐惧，因为内心不强大，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种恐惧侵扰，人们会经常干自己违心的事情。
莫言酝酿十年，笔耕四载的作品《蛙》，因为有反映计划生育的内容，得到了殊荣也引起了争议。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还是颁给了他。里面妇产医生姑姑的角色，正像莫言说的，到底是送子娘娘还是杀人恶魔，她自己也说不清，所以常常纠结。但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不能完全归结于国家，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
正如他一生的隐痛。
莫言和妻子非常恩爱。他说，自己也有罪。如果没有意外，自己原本会有两个孩子。
“没有要第二个，是因为所谓‘觉悟’高。”莫言说，“当时我在部队被提拔为军官，自己也有野心，还想继续提升，而且一旦违背政策，处罚会很严厉。那会儿我一个战友是连级干部，因为触犯政策，直接被降为士兵复员回家种地了。我当年为了当兵连续4年去体检，21岁临界线才‘混进’的革命队伍。那个年代战士提干的又很少。连级都能被降士兵，我当时才排级，更没的降了，出于私心，就让妻子把孩子打掉了。”
莫言说，那个孩子，是他一生的痛楚。也是他创作《蛙》的最初原因。
“到了晚年，觉得自己很卑鄙。如果时光倒回，我肯定愿意选择要这个孩子。”莫言说。
莫言说自己是“懦夫”。然而能够直面自己，敢于思考和考问自己人性深处的人，何尝又不是一个勇士?
诺贝尔奖金750万元，莫言想给自己家人换套房子。因为和妻子、女儿、女婿、外孙女多年来一直挤在一个91平方米的部队的老房子里。得知自己获奖时，莫言正在和妻子在老家带外孙女。他想用奖金在北京买套房子，这样外孙女和她妈妈就不用再分开了。
有朋友劝他，750万元在北京买不了“豪宅”，按均价，也就能买15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还得在三环外，笑称他是“贫民富翁”。“大善人”陈光标得知后在微博上高调表示要送莫言一套别墅，让他“随意挑选”，好安心创作，也算“为文化事业做点贡献”。莫言的老爸回应：“不必了。我们家祖辈都是农民，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不会要。”
诺贝尔也许会引起许多的闹剧和争议，但莫言，一路走来，他的文字，却始终在用最真实的表达，最真实的小人物去很认真地经历最荒诞的命运，然后抗争，有时会赢，大部分时间会输。输给时代，也输给自己。但这就是意义。如同一个人，都会有两个自己，懦夫或者勇士，却用自己的方式，醒世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