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50年中增长了80倍的新加坡，在形成以制造业与服务业为双支柱的经济体后，依然决定继续向创新密集型经济体转型。
“新加坡是一个全球商业城(600306)市，位于经济冉冉崛起的亚洲中心，亚洲持续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提供着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主席叶成昌认为。
EDB是新加坡策划与实施经济战略的主要政府机构，承担着吸引海外投资，审批企业在新加坡所能享受的优惠政策的重要职能。在2000~2002年间，叶成昌曾任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并在2009年正式成为EDB主席。
10月24日，叶成昌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他表示新加坡在诸多领域都对外资“不设防”，是一个创新空间。而在探讨“新加坡模式”时，他则认为对中国而言，新加坡经验的借鉴意义十分有限。
经商便利度是如何炼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世界银行“2012年经商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名列首位，全球便利度最高的经商环境是如何形成的?
叶成昌：大部分企业选择新加坡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是一个全球商业城市，而这些企业认为，在新加坡开展业务令他们感觉环境舒适，市场容易进入。
与此同时，位于新加坡意味着他们可以覆盖东南亚以及剩下的亚洲其余业务，因此他们经常使用“泛亚”(Pan-Asia)一词。
拜亚洲总体经济增长所赐，亚洲企业也已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譬如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也在走向国际化。当他们考虑到如何进行其国际化战略，并建立国际化能力时，新加坡是良好选择，原因则如下：在新加坡，可以从事研发，亦可以在新加坡读懂中国之外的亚洲消费者，并进行设计、发展以及测试产品和服务等，企业可将新加坡当作跳板或平台来进入国际市场。
日报：中国一直在吸引跨国企业将其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新加坡在此方面有何秘诀?
叶成昌：首先许多跨国公司发现，它们需要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越来越多地需要在亚洲进行。在10年之前，企业只在其总部做研发工作，因为这可以得到紧密保护，而且它们对在其他国家做研发也感到不舒服。现在它们意识到，需要改变其创新战略，并使之全球化。
当下它们认识到，这是关于亚洲消费者的洞察问题，而在这些公司的全球总部进行研发，可能已经不是最佳途径。当然，其中不少企业因为中国市场的缘故，在中国进行研发工作，不过我认为选择地点时，能在覆盖“泛亚”区域的创新之地比较重要。
首先，在过去的10~15年，我们在新加坡建立了包括研究机构以及设施在内的研发基础设施，例如在微电子、化工科研、生物医学等方面，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研究机构，提供研究分析，帮助企业了解市场，而在研发人才储备方面，新加坡也人才济济。
允许100%外资投资
日报：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在欧美投资之难已被广泛报道，那么新加坡是否有特定领域的限定投资?
叶成昌：我们允许100%的外国独资。事实上，这一特点被许多外国企业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建立制造业工厂，购买新加坡公司，抑或在新加坡成立企业，均是100%向外资开放。
需要提及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将新加坡视为一个创新空间。
我们不仅鼓励，事实上我们还设置了测试平台，在企业与政府机构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以测试他们的产品。譬如，在循环水技术等方面，我们向私人企业开放了自然水管理基础设施，来测试私企的技术，当这些公司在使用新加坡作为测试实验室得到了良好成绩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将其技术对世界其他区域进行出口。
在其他一些广泛的领域，我们也提供测试平台，包括交通管理、汽车电子、能源管理，甚至是能源以及高效节能的解决方案等方面。而这正是各国公司可以在新加坡寻找到的价值。
此外，新加坡不仅是舒适之所，来新加坡发展科技的企业，也会对新加坡严格保护技术知识产权非常放心。
日报：因而新加坡没有像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这样的机构?
叶成昌：任何人都可以在新加坡设立业务，可以在网上注册，大概花不了两天的时间，而任何企业都不需要面临委员会审查。事实上，很多时候如果它们没有需要的话，都不会来找经济发展局，除非它们想寻找合作伙伴，否则，他们就可以随即建立自己的工厂。
我们不是一个审批委员会。不过例如在电信领域，公司一般需要营业执照，至于在敏感的技术领域，如果你想出售产品给军方的话，那会是一个不同的过程。
新加坡经验仅供参考
日报：中国在下一轮的增长中要改善国内经济增长的质量，而“新加坡模式”一直都在中国被热议，你对此怎么看?
叶成昌：我有两个观点。首先，各经济体的发展，都将经历不同的转型阶段。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路程，经历了若干转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创新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方式。中国也将会进行这种转型，不过中国要大得多，而转型也将复杂得多。
其次，我不认为新加坡的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的典范;新加坡经验可供参考，但其他经济体也可以作为参考。
新加坡经验不太可能是(中国的)榜样，是因为新加坡太小，而且与中国太不同了。
当然，如果新加坡的过往经验教训对中国有益，我们则乐于分享。我们也一直不断地在这样做，比如每年都有30~50名中国的市长来到新加坡的大学上学习班，汲取我们的经验。
不过中国将不得不寻找自己的道路。我认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其规模，但我也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