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阻止散户们一次次追涨杀跌。记者在2011年调查时就发现，四川、河南、湖南等地的许多散户在那一黄金时段却彻底放弃了养猪。
原因有很多，例如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缺少劳动力;生猪疫病致死率较高，缺少生猪保险，养殖风险太大;养殖规模小成本支出大很难赚到钱等等，总之散户养猪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倒逼其不得不放弃。还有一些中等规模的养殖户提到了政府部门对于生猪养殖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许多地方也不再新批养殖用地。造成其饲养规模难以上台阶，而高密度养殖又容易导致生猪生病和死亡。
相比中小规模养殖者的忧心忡忡，2011年当年国内多家大型生猪养殖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并且雄心勃勃地计划延伸下游屠宰、肉类深加工产业链。即使在2012年行业景气度下滑的情况下，大型养殖企业仍然实现了以量换价，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经营风险。
黄浦江“漂猪”事件发生后，业界再次呼吁畜禽的工厂化、集中化生产，更已不再是单纯出于经济因素。
环保和食品安全，无疑是当今社会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死猪事件充分暴露了小农养殖模式对于水源、土壤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这种破坏如同空气污染一样是不分区域的。同时，这种养殖模式也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和难度。
嘉兴地区的养猪产业长期来为长三角猪肉供应、平抑肉价作出了贡献，如今却走到了必须缩减调整的关口。黄浦江“漂猪”事件发生前，《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就已出台，要求2015年前嘉兴市生猪规模化养殖率达到85%，今年起生猪养殖规模就要开始缩减，市级河道200米内、区级河道100米内、主干道100米内划为禁养区。按照南湖区的一份限养、禁养区文件，竹林村全村都应该属于禁养区。
当然，要求生猪养殖量占浙江省1/4的嘉兴迅速掉头，可谓困难重重。虽然养猪又脏又累，但毕竟是一个从事20多年的行业，当地许多养殖户对于这种强制转型存在抵触的情绪。“听说不让我们养猪了，还要拆我们的猪棚。”竹林村一位养殖户表示，未来如果要拆猪棚复耕，自己恐怕已经没有能力种地了。另据介绍，新丰镇也为养殖户产业转型设计了两套方案，种植生姜或者养殖白玉蜗牛，这两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不比养猪低，但养殖户们对于陌生的行业兴趣寥寥。
不过，也有养殖户明确感受到了政府部门对控制散户养殖的决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策红利都明显倒向了规模化养殖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