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对推进世界工业化进程意义巨大

 

　　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1月21日召开的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上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拥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型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

　　蓝皮书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具体到国别，细化到产业，并上升至战略，利用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总体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且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大体呈现“倒梯形”的结构特征。

　　蓝皮书利用对外商品结构数据和地区结构数据对不同工业化阶段代表性国家的工业产出产品的类型、产能合作过程中的供给和需求、中国与这些国家产业对接潜力进行分析，系统研究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格局，结果发现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在产能合作进程中可以寻找到不同的角色定位，共同培育以“互补合作”为主导的产能合作“新雁阵”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表示，蓝皮书选择“一带一路”来研究各个国家工业发展与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非常大。65个国家中涵盖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工业化进程”这一关键词的选择也非常准确。研究“一带一路”的工业化进程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将“一带一路”与“工业化进程”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研究意义重大。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指出，工业化进程实质是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化，通过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抓住了“一带一路”的根本和核心。他对蓝皮书的发布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截至目前，研究‘一带一路’最优秀的、理论功底最扎实的、最实用的报告。”

　　中国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

　　“‘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业化水平有了实质性提高，从工业化中期步入了工业化后期。这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黄群慧指出，“对于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其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工业的重要地位并未改变。”

　　2014年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为83.69，位于工业化后期的中段，“十二五”(2010~2014年)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化年均增长速度为4.4，“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从工业化中期步入了工业化后期。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即使考虑到步入工业化后期，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将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将达到100，从而达到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天津等东部地区大多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期，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协调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

　　“更需指出的是，步入工业化后期，实现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当今整个世界仍处于工业化时代，对于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其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工业的重要地位并未改变。”

　　黄群慧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工业化国家认识到“制造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巨大问题，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和各类制造业振兴计划，包括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业4.0计划、法国新工业法国34项计划等等，掀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热潮。

　　黄群慧说，我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对推进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化我国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化的“外溢”效应凸显

　　黄群慧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将使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发生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工业化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贡献还不仅如此。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经济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凸显。我国正步入增速减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推出以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为目标的“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现在初步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涉及到涉及包括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65个国家(中国包括在内)，其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

　　黄群慧告诉记者，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表明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通互联”，实现工业产能合作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更广、更深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

　　沿线国家呈“倒梯形”结构特征

　　黄群慧指出，蓝皮书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的评价结果，对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

　　评价结果显示，工业化水平最低的是位于南亚的尼泊尔，工业化综合指数为0，且各项指标评价均为最低。其中，人均GDP为1345美元，仅仅比位于倒数第一的阿富汗多200美元;第一产业占比34.3%，居65个国家的首位;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比重为12.8%，居倒数第六位;人口城镇化率为18.2%，处于65个国家的末位;第一产业就业占比66.5%，居65个国家的首位。

　　工业化水平最高的是东南亚的新加坡和中东的以色列，工业化综合指数均为100。新加坡人均GDP为58523美元，居65个国家的第二位，仅次于卡塔尔，以色列人均GDP为27860美元，居第八位;新加坡第一产业占比仅为0.03%，是65个国家中一产占比最小的国家，以色列一产占比1.4%;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比重为74.6%，居首位，以色列该比重为63%;新加坡人口城镇化率为100%，以色列人口城镇化率为92.1%，居第三位;两个国家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均在1%左右，为65个国家中最低的。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则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除了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两个国家之外，工业化综合指数最高的几个国家中有1个位于东南亚，9个位于中东欧，2个位于西亚、中东，按照指数大小依次为黎巴嫩、斯洛伐克、波兰、马来西亚、土耳其、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及捷克。而除了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尼泊尔之外，工业化水平最低的几个国家分别为位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位于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东帝汶以及位于南亚的阿富汗。

　　蓝皮书指出，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其中，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只有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有14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有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有32个，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只有2个。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且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大体呈现“倒梯形”的结构特征。这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战略“涵盖面宽”和“包容性强”的重要特征。与中国处于同一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有俄罗斯，中东欧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罗马尼亚，西亚、中东的巴林和约旦。

　　有1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有4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工业化水平处于上游的位置。

　　若从各大板块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特征，可以发现中亚五国分布在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后期两头。东南亚和南亚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而中东欧和西亚、中东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只有一个国家位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出口贸易和产能合作潜力巨大

　　蓝皮书指出，2014年，中国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分别是机电产品(资本密集型)，纺织品及原料(劳动密集型)，贱金属及制品(资本密集型)，家具、玩具、杂项制品(劳动密集型)，化工产品(资本密集型)，其中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近一半。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高科技类产品的比重相对较高;从出口商品的地区分布来看，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对象，这说明中国的对外商品贸易仍然以发达国家为主。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出口的机电产品仅占机电产品总出口的21.75%，纺织品及原料向64个国家出口的数量占纺织品及原料总出口的33.9%，其中越南进入前六位。在贱金属及制品的出口中，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是排中国第三位和第五位的出口对象。在化工产品的出口中，印度和印尼分别为排第二位和第六位的出口对象。在塑料、橡胶的出口中，俄罗斯和印度分别排第四位和第五位。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的出口，只是涉及相邻或相近的周边国家。

　　机电产品(资本密集型)，矿产品(资源密集型)，化工产品(资本密集型)，运输设备(资本密集型)，光学、钟表、医疗设备(资本密集型)是中国进口的前五大商品。通过与出口前五大商品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目前处于以劳动、技术换资源、技术的阶段。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原料类产品和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是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类型。中国从“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进口的机电产品仅占机电产品总进口的16.15%，进口的运输设备仅占4.64%，光学、钟表、医疗设备仅占5.97%。而从这些国家进口的矿产品则占了矿产品总进口的50.43%，其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朗分别排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六位。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的进口，目前以初级产品为主。

　　黄群慧说，中国对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范围的局限性、进口商品的特定性，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潜力巨大：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让能够充分展示中国创造实力的优势产业“走出去”。而目前产能过剩是中国第二产业面临的主要发展瓶颈，钢铁、水泥、电力、煤炭等传统重工业，纺织、造纸、制革等部分轻工业，以及多晶硅、风电设备、船舶等一些新兴产业都未能幸免，这些产业涵盖劳动、资本、技术密集等各种类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面临着工业化发展的巨大任务，因此，除了优势产业的转移外，让中国趋于过剩而其他国家却急缺的质优价廉产品“走出去”成为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又一重大目标，实现合作双方供需互补、各施所长、各尽所能的良好状态。

　　打造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黄群慧指出，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目的是整体生产网络的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

　　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玩具等)有望向以东南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初期国家转移，资源密集型产业(如能源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可以向以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油气丰裕国家及以中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丰裕国家转移，而中国可以扩大对这些国家资本、技术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部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如机电产品、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则有望向以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后期国家转移，实现技术的互通有无。

　　如此一来，第一产业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会带动第二产业梯度国家的相应升级，第二产业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也势必会带动第三产业梯度国家的相应升级，进而实现“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的有效转移和分工明确的生产网络的构建，形成“新雁阵”分工和合作模式。

　　而之所以称为“新雁阵”，是因为从日本的“雁阵崩溃”中可以看到：一个由封闭的、只以产业结构自我完善为最终目的的雁首所牵头的雁阵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新雁阵”模式的建立需要中国充分挖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建立双赢、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造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而这也正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