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国人财富梦想被激发，始于改革开放时代。
但是，曾几何时，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从计划经济走来的我们，对于资源优化配置等理念仍旧相当懵懂，以至于国库卷和股票认购证需借助行政摊派完成发行，更遑论大庭广众下高声谈论致富之道。
真正令全民价值观念革新质变的是，资本市场破冰后，一系列闻所未闻的制度建设，以及资本背景下发生的一桩桩大事件。
即便现已成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重要音符的股份制与财产性收入，也经历了举国上下的数次激辩。
轻舟已过万重山。伴随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实践，股市已经走过陌生和怀疑的目光，成为国民经济当仁不让的晴雨表，一举一动每天引人关注，稀松而平常。
如同刀光剑影的江湖不断孕育着传奇英雄。跌宕的资本市场始终不缺少这个重要元素。
远去的教父级券商总裁、曾经长袖善舞的资本玩家，他们的人生沉浮，帮助我们认识和思考中国股市发展的脉络。
还有那些为市场完善奔走呼号的经济学者，和高居庙堂运筹帷幄的监管大员，由他们操盘的资本方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价值观变迁。
本报记者 简俊东 深圳报道
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
“股市是什么？”如何回答这个简单问题，
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姓社姓资”争论，到“为国企脱困”的“工具”定位，再到股权分置改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回归资源配置本义的反思，伴随着每一次答案的抛出，是新一轮的牛熊转换，更是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视野中重要性逐步壮大的回音。
混沌之初：“姓社姓资”与“暂不流通”
双重因素下，为满足国有资产不流失，又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要求，股权分置制度就被创造性地设计出来：在上市公司中要保证51%以上的股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部分国有股“暂不流通”，因为流通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而这种国家股、法人股的 “暂不流通”，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形成三种隐患。
1990年代初期，中国股市蹒跚起步，人们对于股市的认识也在咿呀学语。
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那段历史时说了一个细节：他有一次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问股市是个什么东西，一位老同志讲，那不就是《子夜》里讲的吗，害得家破人亡。
这正是当时人们对股市一无所知的真实写照。刘鸿儒指出，当时“对股份制改革在政治上的担心比较多，问题本质还是‘姓资姓社’。”
1992年2月10日，他向全国人大汇报股份制试点时，一位人大代表说：“我研究了各国的股份公司情况，搞股份制，没有一个不是搞私有化的。”还有一位委员问：“你们为什么不把亏损企业拿去卖股票？”
直到邓小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才决定了资本市场的命运。
邓小平对于股市的一锤定音，不是孤立的概念。
刘鸿儒指出，“小平同志看到了金融是现在经济的核心，而资本市场又是金融的核心，必须走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不能都完全走依靠银行的道路，这与他强调‘市场经济’的思想一脉相承。”
但是，依然有人写万言书反对建立和发展股市。这种争论，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才被彻底解决——这次会议明确，“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而“姓资姓社”争论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当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尚在早期阶段，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企改革被提上日程，上市也成为国企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
一边是从政府经营的国有企业到公有制股份公司，再到向完全市场化的股份公司转化的迫切需求，一边是国有企业产权归属不清，完整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和法规制度尚未建立，国企上市遭遇的第一道坎便是产权问题。“姓资姓社”的争论正是来源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同时，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境，致使当时并未把促进投资、保护投资作为设立股市的目的，而是为了因应国企改革，为国企融资服务。
1997年，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被明确为，“利用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特别是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
在这双重因素下，为满足国有资产不流失，又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要求，股权分置制度就被创造性地设计出来：在上市公司中要保证51%以上的股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部分国有股“暂不流通”，因为流通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而这种国家股、法人股的 “暂不流通”，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形成三种隐患。
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机体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股份：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对于股民们而言，他们也是凭借这样一个市场容量来对股票进行估值和判断；对中国股市而言，留下了一个长久的伤痛。
喧嚣时代：反思资源配置本质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由试点开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早期制度设计有很多局限，改革措施不配套”，障碍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股权分置问题”。
2001年，注定是中国股市认识史中最喧嚣的一年。借用狄更斯那个伟大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从“为国企脱困”的“工具”定位，到为社保筹集资金实施国有股减持而引发的漫漫熊市，这一年，11岁的中国股市，面临“推倒重来”的质疑，也终于迎来回归资源配置本义的反思。
翻开2001年6月的报纸，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报道:《股市为国企“三年脱困”立下汗马功劳》。文中写道，“三年来，国有企业通过境内外上市，筹资近5000亿元人民币，解决了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并促进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为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正是股市依然作为“为国企脱困”角色的最佳注脚，但不同声音逐渐出现，经济学家萧灼基就指出，“不能强调过分，不能把股市变成为国企圈老百姓钱的工具”，“不但要允许而且要支持优质的非公有制企业改组上市。”
2001年初，经济学家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政府一直扮演着主导作用，其功能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国企融资。这种定位造成了当时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赌场论”正是其写照。
这种情况下，对资本市场功能重新定位的思考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人们在喧哗中意识到，证券市场应该不再只是经济改革的“试验田”，或是国企改革的“工具”，而应该回归其本质——优化资源配置。
在此基础上，中国股市“暂不流通”的痼疾也在跌跌撞撞地寻求出路，无论实践还是认识。
2001年6月6日，国务院颁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减持办法》）：
此前，国有股已有两次流通尝试，但每次皆以股市大跌而搁浅告终。这次也不例外，当时大盘应声而落，一路狂泻。
流通尝试的同时，争论持续升级。
当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