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如下事例：一名35岁的服装厂挡车工在2006年端午节来临之前由于劳累过度而停止了呼吸。为了完成工厂的赶活任务，这名女工从5月27日至30日每天都是从早上工作到凌晨，四天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超过22小时。
一个是高新技术公司的职场精英，一个是南下揾食的普通打工妹;一个是进入公司才一年多的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是离家别子两个月才赚到1700元的中年女性。这两位不幸之人身份和经历不同，就业的公司不同，但都因为工作的原因而英年早逝。当前，社会各界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争当优秀公民的讨论正方兴未艾。这就令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企业究竟应该如何从“善待员工”着手来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入手来分析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如果有人当面指责别人做事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后者脸上肯定挂不住，很有可能引起一场纠纷，至少是闹得脸红脖子粗。但如果有人指责一个企业不讲道德、不负责任，许多人就难以理解了：企业只要依法经营就可以了，还需要讲道德、负责任?企业又不是个人，对谁讲道德?对谁负责任?如果我们说企业的管理决策还要考虑除了股东之外的一些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时，他们往往觉得那就更加不可想象了：企业生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吗?别人的利益关我什么事?
现实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企业道德失范、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例子。它们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随意裁掉勤勤恳恳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员工，重利轻义刺探朋友的商业机密，做不适宜的广告诱惑未成年人消费，肆意疯狂地开采自然资源。至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如坑蒙拐骗、制假售假、拖欠账款、故意违约、金融欺诈、超时用工、破坏环境等等，都是企业缺乏道德感、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这些企业即使能够暂时获利，但遭到了社会公众的唾弃，也无法保证持续发展，最终受损的还是企业自己。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发生的毒大米、假农药、霉月饼事件和多起大桥垮塌、矿井塌陷的事故也在提醒我们，守法经营只是社会对企业的最低的要求。对一个渴望有所作为、能够持续成长的企业来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不二之选。
事实上，自9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那些只顾自己赚钱，没有关注相关者利益的企业行为都可视作非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或者说就是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管理(StakeholderManagement)奉行的核心思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要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展开进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压力集团，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他们或是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当前，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开展道德化经营，已经成为了许多西方国家企业奉行的经营理念。到90年代中期，《幸福》(Fortune)杂志排名前500家企业中，90%以上的企业制定了成文的伦理守则来规范员工的行为;美国约有60%、欧洲约有一半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和伦理主管，负责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所提出的质疑。1996年2月韩国企业界的民间联合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代表企业界向政府和国民公布了《企业伦理宪章》，它要求企业尊重竞争对手、公平对待企业成员、保护和增进消费者权益、加强社会责任感、树立环境意识、尊重地区传统文化，其核心思想就是关注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当前，在“企业为什么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上，学界和业界已经秉承着利益相关者理论而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和行动。1984年，时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的弗里曼(Freeman)先生从战略管理的高度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实践层面，西方学术界和企业界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的争论终于有了一个公共的平台。企业逐步认识到，它们需要对其利益相关者的投入负起责任来，不仅要为股东提供资金回报，还要为员工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还要对供应商、分销商、消费者、社区环境和当地政府负责。企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每时每刻都在与社会各个部分打着交道。
显然，员工是企业中十分重要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之一，学术界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忽视员工的利益要求就是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关爱员工就是关爱企业本身。在关爱员工这一点上，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堪称楷模。他一直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1914年，福特大幅度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从原来的2.34美元/9小时提高到5美元/8小时，即使是在福特公司后来陷入经营危机时也坚持付给员工高工资。在亨利·福特看来，“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的提高——即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福特公司在工人中实行利润分享计划，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公司设立了设备完善的医疗部门和福利部门，为工人开办职业学校，帮助工人提高劳动技能。从1926年开始，福特公司就实行了每周5天的工作制度。此外，亨利·福特还“多管闲事”，要求其员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确保他们的家是整齐干净的，他们饮酒不过量，他们的生活没有不清白之处，并确保他们的空闲时间用在有益的事情上。”
亨利·福特的职业生涯起伏跌宕，事业不可谓不大，钱赚得不可谓不多。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位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关爱员工的先行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员工就是一群“没有胆量来冒险投资”的人，他们只应该领取合约中规定好的那部分固定收入。企业的剩余收入是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拥有的，如果员工要领取更多的报酬或者获得升迁的机会，那么你就得加班，你就得额外工作。据广东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92%以上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七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显然，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为了获取薪酬和稳定的工作机会，往往被迫接受长时间的加班。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如下设问：如果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是以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那么企业又与刽子手有什么区别呢?那些忽视员工、合作伙伴、社区的正当利益要求，肆意破坏自然环境的企业，与一个欺行霸市、品质恶劣的街头流氓又有什么区别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死于工伤的有2—3万人，每年有600—700万人在工作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只要企业购买符合安全要求的机器设备，或者加大对机器设备的维修保养投入，或者不让员工加班超时工作，这些悲剧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避免的。透过这些血淋淋的数据，我看到的是一张张见利忘义、敛财如蟥的丑恶的商人嘴脸。
当然，我国也有一些优秀企业已经形成了针对利益相关者的道德化管理理念，其经营行为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真诚到永远”的海尔、“全心全意”的小天鹅、“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的长虹、“为党分忧、为国争光”的兖矿集团就是其中的典范。也正是由于长期奉行道德化经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也才有了“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缎、“盛锡福”帽子等为人们所信赖的老字号。这些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把承担社会责任的行动落实到企业经营活动的细微之处。这样看来，对于我国企业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强调企业“当从点滴做起”。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是：老板开着奔驰宝马到处参加慈善捐款活动，员工们却在简陋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加班加点地干活。企业的社会责任既表现在如何体面地使用财富上，也植根于如何符合伦理要求地创造财富过程之中。不管是分配财富，还是创造财富，善待员工都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第一要义。忘记了这一点而奢谈企业社会责任，难免会陷入画饼充饥、自欺欺人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