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探明的稀土资源中，我国占据着全球稀土储量的67%，而全球稀土市场95%的供给来源于中国。
经历了50余年稀土产业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发展，利益驱使下，稀土产业暴露出附加值偏低、乱开乱采等系列问题。而当人们把矛头指向“如此大的储量基数，本应利益最大化的运用资源财富，却最终造成稀土白菜价的现状实属不该”之时，恐怕也不得不承认，稀土产业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是稀土产业的，其恰巧反应了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必然。
稀土产业“毛病”源起竞相降价的无序竞争
50年代起，稀土矿的开采、精选等技术迅速在全国各地普及开来，但技术的普及并没有最先带来在此基础之上的技术升级与应用创新，反之，无序开采甚至偷开偷采，竞相降价大打“价格战”的景象充斥市场。
然而，使人们“坐吃山不空”的梦想得以延续的是，全球稀土应用领域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稀土资源被广泛应用在农业、冶金、石油化工、玻璃、陶瓷、电光源等各个领域，甚至是显示器发光材料、磁性材料、储氢材料、激光材料、精密陶瓷、催化剂、高温超导材料等高技术领域。
中国稀土在利益和秩序混乱的市场共同驱使下被廉价的卖了出去，而轻易就用资源换回来的钱也没能被“矿主们”用在科研投入和可持续发展上。与此同时，日本、欧美等国却看准了便宜的“中国货”，于是，封了自己的矿，靠购买中国稀土维系其各行业及尖端科研领域对稀土资源的严重依赖。
管理层重视 稀土产业正在“脱胎换骨”
为此，2005年始，以“稀土之父”徐光宪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站了出来，两次上书国务院，建议缩减稀土产量，并对稀土资源展开总量管理，从而扭转稀土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我国年产稀土15万吨，而全球需求为12万吨）。并在“2009中国包头稀土产业发展论坛”的贺信中呼吁，建立稀土储备制度从而平抑我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
2007年起，国土资源部限制稀土生产8万吨，小于世界需求总量；包钢稀土筹备对稀土资源进行储备的方案，并上报管理层；2009年，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稀土精矿化学分析方法》等22项国家、行业标准进行了审定，落实了《高稀土铁矿石》等18项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任务，提出了2010-2011年国家、行业标准项目制修订计划；同年，工信部研究编制了《2009年—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并建立了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部级协调机制”，起草了《稀有金属勘察和生产经营管理办法》，还配合商务部完成了2009年稀土出口企业的资质审查工作，与国土资源部商务部就联合编制稀土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工生产、出口计划进行衔接。从此，我国稀土产业进入了一个统筹管理、统一标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与此同时，在稀土产业科学技术的创新方面也是捷报频传，其中近期成果包括：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合作完成的“稀土催化材料及在机动车尾气净化中应用”；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和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稀土功能材料用高品质金属及合金快冷厚带产业化技术及装备”等。可以说，我国稀土产业的开采、精选、分离、新材料，甚至是部分应用技术已处世界领先地位。
解决之道还要依赖技术全面提升
然而在重大举措和产业管理方案纷纷实施之后，人们并未快速看到如其所愿的景象。
如今，我国部分稀土分离物质的价格仍远低于国外同类“高品位”产品；甚至，出口的稀土分离产品被应用在外国生产的高精尖机械设备上后，再加以不菲的“附加值”卖回给我们自己。
其实，这已不属稀土产业范畴，只是应用稀土的科研领域“技不如人”就必须要承担的代价。而唯一能够取消这笔“开支”的办法就是，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创新稀土应用技术和市场，在各行各业，特别是高技术领域开拓更多新的稀土需求。
对稀土储备制度的设想
前不久，我国最大的稀土产业上市公司包钢稀土，宣布了实施包头稀土原料产品战略储备方案，并得到自治区、包头市、包钢（集团）公司共同给予贴息的支持，兴建10个稀土氧化物储备设施（主要为轻稀土精矿资源，总储备量超20万吨）。对此，虽然业内仍有不同意见，且“储备资金将主要由企业自行承担”，但这终究标志着我国稀土储备制度的正式建立。
记者归纳了目前业内对这一制度的“谨慎”意见，具体集中于：这一储备制度到底能在中国稀土定价权中起多大的作用？市场更为紧缺的中重稀土资源并未被储备制度囊括其中；收购稀土产品的储备方式应与“封矿于山”的储备方式结合起来，并允许各企业出于利益考虑建立自行储备机制，从而建立起全国层面上的“中国稀土储备制度”等。
结合上文，或许包钢稀土建立的稀土储备制度只是我国夺回稀土定价权的第一步，而稀土的定价权也并非仅靠稀土产业的自身努力就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