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关于农业与农民的问题，一直是国家经济、政治的核心问题，历史的演绎便隐藏在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运动中。而在现今的商业社会里，很多财富故事虽然都发生在繁华城市的高楼商宇间、发生在证券交易所的无彩显示屏上，但背后却也无不牵涉着另外一个巨大人群的价值。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有一个人成功地发现了“农民”这一群体的商业价值，并以一种互赢的商业模式成功开发，以至最终助其登临“中国首富”之顶，这人就是刘永行，他与几兄妹创建的“希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希望”之后所有的国际品牌都撤离了中国，并在几十年中虽每每**中国巨大的市场却没敢再来；而刘永行本人也因此载誉无数，他被称为“中国饲料大王”，被评为“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2001’CCTV十大风云人物……而其财富值也一路攀升，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富榜上，以刘永行为代表的希望集团以83亿人民币的资产位列大陆百富榜首位，成为中国首位真正依靠农民而当上“首富”的人。
这是一幅令人充满想象的图画，一个以1000元起步的人，一个为农民做饲料的人，却能在短短几十年中成为中国首富，这其中包含着怎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历程呢？饲料里的国王谁都不会知道自己20年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1983年，当狠心卖掉了手表、自行车与家电，而换来1000元创业资本的刘永行与他们的兄妹们也都不会知道，自己会在二十年后的情景，而命运便总是这样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来以完成自己的神秘目的，这次的目的是要刘家兄妹成为中国首富。
刘永行出生于四川成都市一个叫新津县的小地方，家里共有兄妹五人，老大刘永言、老三刘永美、老四刘永好及小妹刘永红，刘永行排行老二。父母之所以为他们取了这样一串名字，主要是对他们的品性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永远的言行美好”，虽然这个祝福因为后来老三送给别家，被改名为陈育新而不再那么连贯，但刘家后来的发展，却真与这样一个愿望不无相关。
80年代的四川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再加上人口众多等因素，因此贫穷四处蔓延，而刘家便也一直处于贫困之下。1980年发生在刘永行家的一件事，便令他终身难忘：那年春节，刘永行还在学校上学，家里仅剩两块多钱，但这些钱也不是用来过年的，而是要在第二年用于学习之用。那时刘永行的儿子已有4岁，小孩子家看到邻居过年都有肉吃，便也吵着要吃肉。儿子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对于刘永行来说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考虑良久后，刘永行把心一横，拿着这些钱到市场上买了一只大鹅——他还没不起猪肉，只能买比较便宜的鹅，但这好歹也算是肉了。儿子看着爸爸买来的鹅万分高兴，便抱着玩耍，结果不小心松掉了捆脚的绳子，却不曾想鹅“解放”后马上逃走了，于是刘家所有的珍贵财产也便这样跑掉了——本来这至少会成为刘家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或是刘永行第二年的一笔学费。
不过这件事对刘永行更大的意义在于：他在无意之中，为刘永行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鹅跑了之后，儿子又吵着要吃肉，但全家已没有一分钱来买。这时有个人为刘永行介绍了份“活”——修收音机。时逢新年过节，老的修理工都已回家，而很多人家又想在新年前把当时昂贵的家电给维修好了，于是便为懂得维修技术的刘永行提供了第一次“掘金”的机会。这一掘的数量是300多元——这几乎是当时一户人家一年的收入——而给刘家的意义是：儿子有肉可以吃，全家还可以舒适的过上一年。更大的意义是为刘永行的创业之路开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因为一个人在年轻之时的某些经历往往会刻画在其一生的轨迹之中，影响深远。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刘永行他们在1982年时，孤注一掷地开始养鸡、养猪：兄弟四人卖掉了各自家中最贵的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等，凑齐1000元钱，办了一个“育新养殖场”。养殖场的经营并不顺利，虽然四兄弟很辛苦的经营，但因上当受骗，结果一期下来，四兄弟的养殖场只赚到了720元。难能可贵地是，四兄弟并不因此而气馁，而是决心继续努力。这时他们找到了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小鹌鹑——作为国家新引进的物种，小鹌鹑在80年代前期还是一种娇贵的生物，也因此蕴藏着丰厚的利润。依托于养鸡的经验，刘家四兄弟大胆的引进养殖鹌鹑，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在摸索出了一套养殖方法后，兄弟四人在第一年的资产就变成了3000元，第二年变成了1万元，而到第七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1000万元——那时离“万元户”的口号提出还没几年时间。不过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却是彻底改变刘家四兄弟命运的转折点。
1986年的一天，四兄弟看到一个电视广告：泰国正大集团在中国办了个饲料厂，结果让中国原本瘦弱的猪仔们只只变得白白胖胖，正大饲料成为中国百姓争相购买的致富帮手，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排长队买饲料的景象，甚至需要送礼托关系才能搞到这种神奇的饲料。令四兄弟气愤的是，这种饲料一出场，原先生意良好的众多国内饲料厂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正大集团却独享着高昂的利润，因为独家经营，所以当时的饲料价格极高，只有少数农民有钱买得起。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四兄弟的神经，一方面，他们觉得如此红火的一个产品背后一定有着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四兄弟也特别想为中国人争一口气——能制造出属于中国的全价饲料来。于是在1987年的春天，刘永行他们投资了200万元，创办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又拿出了400万元搞技术研发，用300万元建饲料厂。
1987年5月，新津希望饲料厂正式挂牌。1989年4月，希望饲料厂经过两年的不断实验，开发出了第一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饲料配方——“希望”1号，这种经过不断试验、不断改良的新型国产饲料，不仅拥有营养价值高、操作方便的特点，同时具有价格低的特点，真正实现了价廉物美的目标，成为大中小农民均适用的新饲料。
“希望”1号一经推出，便迅速占领了市场。以往出现在像正大饲料厂外排队买饲料的现象，便被生动地搬到了“希望”的身上，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希望”拥有比正大等国外品牌更高的性价比，因此也为更多的老百姓喜欢。而更为重要的是，深耕于中国市场、中国土壤的“希望”饲料，籍着其独特的配方，从一开始便铸起了一到高门槛：在试验希望饲料期间，刘永行他们发现，新型饲料最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氨基酸，二是鱼粉。其中氨基酸因为拥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国内一直以来进口；而鱼粉虽然不是最难的，但由于国内厂家生产的鱼粉质量不过关，因此也一直依赖进口。如此以来，摆在希望面前的，是一个几乎没得竞争的局面——核心技术都掌握在人家手中，你凭什么与别人竞争？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刘永行与他的兄弟们大胆尝试，他们想到当地有一种东西或许可以代替鱼粉——那就是蚕蛹，因为这东西其实与鱼粉是有着一样的功能——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于是他们与研制人员一起试着把部分蚕蛹干粉与鱼粉混用，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实现代替的完美配方。
也正是凭着这样的尝试，以及这中结合中国实际的创新，“希望”饲料走红全国，在1989年，它被列入“国家星火科技项目”，并在后来陆续获得各种科技奖项达100多个——以刘永行为主的“希望”公司，便以此成为了中国饲料界的大王——他们将众多外国饲料品牌赶出中国的同时，还不断扩张着自己的地盘，如今，希望饲料同时将自己的技术与工厂输出到东南亚众多发展中国，在那里纷纷建立生产基地，不断筑城围地，构建着“希望”的王国。
平民刘永行
尽管事业蒸蒸日上，但人的某些性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之如1980年那个为了过年吃上肉而默默搞收音机维修的年轻人一样，即使是已不愁吃喝的刘永行，也依旧保持着他的平民朴实的风格。
刘永行发家很早，但时至今日，他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却还是一些零碎而又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有一次，《福布斯》杂志来找刘永行拍照。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杂志之一，在《福布斯》的眼里，中国首富应该过着一种豪华甚至奢侈的生活，但赶来的照相师却傻了眼，因为站在面前的富豪只穿着一件棉衬衫，神态随和，笑容可掬。尤其是那件衬衫，据刘永行回忆，那是他在家乐福看到的，因为比较适合自己的身体特点，所以花400元买了10件衬衫——刘永行便是如此花40元就登上了全球著名的《福布斯》杂志。而刘永行出席齐鲁企业论坛时又让人记住了他的衣服，只是这次他换成了一件深颜色的灰色休闲夹克，没打领带，头发还有些零乱，相对于同时出席论坛的各界人士，这位中国首富确实显得有点寒酸。
曾经接待过刘永行的内蒙古某俱乐部一名普通接待员说，“他没架子，穿着朴素，吃的也很简单，来这里经常点馒头片和稀粥，他唱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主题曲也原汁原味，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刘永行，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是拥有亿万资产的富翁。”
还有一类人即使知道他是刘永行，却仍然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有一次刘永行临时决定去北京，司机把他送到机场。买票时，售票员看了半天问，你是不是希望集团的刘永行。他点头说是。这个时候，她又问，买头等舱吧？他说，普通舱。当时，小姐就嘀咕开了，普通舱，普普通通，哪有什么传奇色彩？刘永行却哈哈大笑，他说：“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也愿意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
中国有句古话，叫“大隐隐于市”。说的是能力越大的人，往往隐藏在市井之中，掩藏着自己的行踪。而刘永行无疑可以划归此列。他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始终保留着下到生产线时，要亲口尝一下饲料的习惯，而他将此举解释为自己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货色有几分；同时，他以一种近乎清道夫的态度，平朴地生活着：不抽烟、不喝酒、出门一切就简、穿着不求名牌、时尚，但求心底塌实。为此，拥有亿万身价的刘永行常常遭人耻笑，但他从不烦恼，甚至于他自己还自嘲道：“我们四川有个说法，‘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一定是个二百五’。还有，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的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我一概不懂，所以我真是个二百五。像我这样的生活，即使按现在比较高的生活标准来看，1000万过一辈子已经足矣”——这便是他标准的对待财富的态度。2001年时，中央电视台评选年度十大经济人物时，对刘永行的评价是这样的：“他对财富的理性认识，让我们看到了积极的财富观念和财富本身价值相等。”的确，作为中国首富的刘永行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态度，唯一的解释是他对财富已有了最理性的认识。在他那样的层面上，伸手可及的是奢侈与繁华，而平朴早已离他遥远，但他却选择了平朴，因为他把他创造的财富并不当成是自己的。
刘永行说：“创业时，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取财富，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但是，企业一旦做大，你就会去思考，赚钱做什么？享受！如果这样，企业就会做不下去，因为做企业并不是享受！所以在我赚到1000万元之前，我是为自己；当我赚到1000万元以后，我赚钱就是为社会。其实，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而对待自己的巨额数字，他又说：“这是社会的财富，不过由我支配而已。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浪费。”
生活是在平朴的境界里，但对待学习，刘永行却一直怀着坚定的目标。当了中国富豪之后，刘永行首先做的是解放自己，这点也与很多现在的富豪大不相同。
一个身怀亿万资产的富豪，一个同时需要管理100多家企业的老总，在很多人眼里，都该是非常忙碌的才对。但刘永行不是，在他办公的上海某处僻静的大楼里，同样非常安静，有时甚至一天都不会有电话来找他，这种情况即使放在今天的一个普通白领身上，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就发生在刘永行这里。而对于这点，刘永行也是非常自豪的：“企业做大了，必须转变凡事亲历亲为的观念，一定要让职业经理人来做，请专家管理，强调分工合作。原来我一人管十几个企业，整天忙得不得了。后来明白了，自己放权不够。痛下决心大胆放权。放权之后干什么？就是每天要花五个小时以上学习。下班回家吃饭，有时也出去散散步，还有就是旅行。旅行途中在飞机上也看看财经方面的杂志等等……”
今天，当我们还在争辩企业家该怎样放权的时候，刘永行却已能安静地坐在家里看书、翻杂志了，这是何等的气度？因此在2003年的一次企业家峰会上，刘永行遇到了曾经被他“赶出”中国的泰国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在那次大会上，作为泰国首富的谢国民当着众多知名人士说道：“中国有太多值得敬佩的企业家，但我特别佩服刘永行和王石，我在泰国经常听到他们的故事。”一个被战败的人，还能说出佩服胜利者的话，这其间该包含有多少尊重与信服才对？
一个平民的王国梦想
虽然刘永行过着一种最朴实的生活，但如果你以为他对自己没有要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刘永行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宏大的王国梦想。而且今日的刘永行也已经拥有足够的资本来谈理想，因为在“希望”的发展过程，刘永行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更重要的在于，他在前进的道路中，不断总结着希望的成功经验，以此对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刘永行说：改革开放20年，希望经过了4个阶段。80年代初期是一个卖方市场，拼的是胆量，只要够有胆量去做，就会成功；而到80年代末，当各个市场都有人进入的时候，拼的就是技术，新技术的应用在当时是王牌；而到了90年代初期，拼的王牌变成了规模，谁规模大谁赢；1995和1996年供应初步出现过剩，拼的是宣传，当时的保健品就是一个例子。而到今天，胆量是不起作用了，技术趋同了，规模过剩了，宣传也没用了，现在的关键，在于效率。
但对于效率，国际上也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方法很多，但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两种。一是通过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横向压缩生产成本，以此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来抢占市场，这种方法在中国很多产业中都已运用过，比如家电业、IT业等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而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纵向整合产业链，通过产业的延伸延长产品的利润链，以此来提高竞争力。换句话来说，不管何种竞争，都需要通过价格战来提高市场份额，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个企业他凭什么来打价格战？
刘永行的做法是：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刘永行展开了学习国际的先进生产经验的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永行都喜欢出差韩国，去学习韩国同行的经验。几次韩国行后，令刘永行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情况：在韩国，机器基本和国内一样，但韩国同行办一个加工1500吨小麦的面粉厂只需要66个人，而在国内一个加工100吨的厂也要100多人，这就是效率的差异，因此刘永行总是虔诚的向韩国人、讨教。刘永行说：“中国人本来就聪明，如果再加上我们能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的。”
经验可以学习，但在希望集团不断扩展时，经验往往只能起到相对的作用，这时便需要有新的刺激点来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1998年希望集团开设了第100个工厂，摆在刘永行面前的，却是如何保持这100个工厂的发展壮大；同时他也面临着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问题。有一组数据是这样的：1995年以前，东方希望饲料的利润率在20％以上，但到了1998年利润率一下子跌落至8％，1999年后维持在6％～7％的水平。
这是一个异常严峻的变化，因为对于希望而言，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不仅意味着公司收入的减少，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希望集团将出现停滞、公司人才发展空间受限等后果，这是绝不可以出现的状况。于是，刘永行想到了基于饲料产业的多元化发展目标，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两元化发展。
跟饲料高度相关是榨油业，因为中国榨油业的特点都是从海外购买材料，相当于一个工厂每天要压榨一万吨或者几千万吨大油。因此刘永行先开始整合这个领域。按照他的乐观估计，“希望”会在2007年、2008年开始进行榨油，以满足饲料行业下游的豆油的需求。
但刘永行心中还在画着一张更大的网。刘永行有一个庞大的铝业百亿投资计划。那是在2002年，刘永行开始投资铝业，这被很多媒体评价为“民企的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开始。刘永行将他的铝业计划划分为四段，建设总资金100亿元，预计会在2008年前全部完工，由此“希望”将成为国内单一的最大电解铝生产企业。这便是刘永行的地图，在他的设想中，他需要打通“氧化铝一电能一电解铝一氨基酸一饲料”这样一长串的产业链，由此真正打造一个具有核心价格竞争优势的产业帝国。
而铝业也的确有着庞大空间给刘永行施展才华。一直以来，铝业都由少数企业控制着，这个结果导致了目前的铝业行业平均每吨亏损1000元，而东方希望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管理，将每吨盈利做到1000元。由此便蕴藏了巨大的利润与竞争力。当然刘永行的目的不仅是要让希望拥有一个新的产业，同时更希望真正构建出“东方希望”的帝国地图。刘永行说：赖氨酸、铝、电厂，三个产业本来就密不可分。赖氨酸是饲料的主要添加剂，需求量极大，东方希望集团每年生产3万吨赖氨酸，一半用于自己的饲料生产。赖氨酸的生产需要耗费的电力和蒸汽由自行配套的火力发电厂提供，大量的电力为电解铝又提供了能源。由此投资铝业，便彻底打通了饲料业的整个产业链，将为希望集团带来新的成长空间。
事实也是如此，在饲料行业利润节节败退之际，2004年，东方希望的效益却仍然增长了30%，其中便有新业务发展的功劳。
新“希望”在路上2002年，当刘永行决定投身于“电解铝”行业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希望集团的第二次转型，而第一次是在1995年，由老希望裂变成四家公司，也在那次转型之后，诞生了刘永行与他的“东方希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希望”的第一次转型是成功的——分拆后的四家公司分别成拥有了清晰的产业方向：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开拓房地产，而老四刘永好则跟着刘永行去各地发展分公司、拓展全国市场——希望集团的和平演变在很多人、尤其是媒体的眼里，几乎是家族企业转型的最高境界了。
但对于刘永行此次决心进军电解铝行业的决定，却让众多关心希望的人至今仍捏着一把汗，而这种担心来源于2002年开始的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产业风险，这次宏观调控，让东方希望的转型之旅变得有点扑朔迷离。
如上所言，按刘永行原先的计划，他要在包头筹建一个总投资达到150亿元的“巨无霸”工程——东方希望集团包头稀土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稀铝），但在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以后，东方稀铝的资金链却面临着断裂的危险——原先一直吵着要东方希望集团贷款的银行却都不敢再贷款给刘永行，据称，东方稀铝公司一期项目先是在希望集团自筹资金20亿的基础上动工的，然后需要向银行贷款17亿，但现在，却面临后续无粥的局面。相对于资金，刘永行面临的更大考验在于政策的批准，因为有报道称，东方稀铝一期工程动工至今，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动工许可，也没有做过环保评估，因此被国家部门喊停着。
在这样双重压力之下，刘永行不得不收缩了规模。现在东方稀铝的后三期工程已基本停顿，而原先计划的年产100万吨电解铝的目标，也被悄悄地改成了50万吨。
主项目受阻，其他副项目也同样遇到了困难。在原先设想中，刘永行要自行筹建火力发电厂，以此来降低成本，而电力问题，一直是电解铝的重中之重。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计算，电费要占电解铝成本的30%至40%，而只要电价每上涨一分钱，生产100万吨电解铝就要减少利润1.5亿元。便是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现在却也一直未能顺利解决。
而除了上述的这些问题外，东方希望集团还碰上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氧化铝的垄断问题，而当东方希望集团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的时候，它的尝试也遭到了挫折。从制铝工业的流程上来看，必须先从铝土矿中提取氧化铝，才能将氧化铝经电解得到金属铝。所以氧化铝行业是最关键的，“得氧化铝者得天下”，这已经成为电解铝行业中的一句行话。但现实情况是，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惟一的氧化铝生产商，氧化铝在中国的生产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进口则由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双双控制。刘永行想以一个民营者的身份与这些公司争食，实在是具有一定的难度。
但也正因为如此，刘永行这位四川汉子也起了争雄称霸的雄心壮志，他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走出一条真正的希望之路。这不禁让人想起他曾说过的一段话：“民企是粒种子，上面曾经盖着块大石板。后来邓小平挥锤将石板打碎了，那我得赶紧吸收水分和空气，但绝不提出要别人浇水、施肥的苛求。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