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家建房的钱，除了微薄的种粮收入外，主要靠家人在外打工赚来的和借款。金融危机下，三湖镇的建房热没有降温，返乡农民工建房热情高涨。三湖镇里已经有超过60%的农户建了房，未建房的农民仍做着建房的梦。
在三湖镇，到处都可以看见村民在建新房。
建房成为返乡农民工最大的支出。建动辄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房，不仅耗光了返乡农民工的积蓄，往往还要借债。三湖镇中湖村90%的建房农民债务缠身。
返乡农民工建房敢于借钱，基于一个判断，他们还可以再外出，长期打工赚钱，把债还上。金融危机下，外出打工艰难，将使得返乡农民工这种消费观念面临极大的风险。
春节过后的三湖镇迅速恢复了平静，这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又踏上了南下广东的征途，开始了一年一度潮来潮往般的打工生活。
随着这些有购买力的农民工再次背井离乡，春节前夕达到了繁荣顶点的小镇商业，又将陷入长期的谷底徘徊之中，小镇上的经济轨迹类似一个典型的“L”形。
一个村有70%农户建新房
小镇的中心，其实就是一条短短的街道，路旁有几家商店，还有沿着马路而建的两排楼房。这里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个缩影，随着不断有人在镇上建房，小镇的规模还在不断变大。对于三湖镇来说，这种发展模式像是一场赌博，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否换来收益，许多人都没有答案。随着镇上人口越来越少，这种投资的收益变得更加渺茫。
中湖村是靠近三湖镇中心的一个村，绝大多数村民姓王，村支书也姓王。中湖村总共有1780人，共有1400亩地，人均不到8分地。由于地少人多，村里的富余劳动力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据村支书的统计，村里有600人长年在外打工，“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影子，留在家种地的都是些老弱病残的。”村民外出打工地点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在外打工的月收入从300元到1000多元不等。
走在中湖村的田间地头，强烈吸引着我们眼球的是散落在田间地头的一幢幢漂亮、宽敞的房子，这些大多是两层或三层的楼房。目前中湖村一共有445户农民，其中建了房的约有300户，接近70%。
村里大规模的建房运动经历了几个周期，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掀起过一波高潮，最近两三年又出现了另一波高潮，“许多房子都是最近几年建的。”王支书说。
建房成农民最大支出
金融危机下，三湖镇返乡农民工建房并没有降温的迹象。
最近几年的房地产业催生了当地建材行业的空前繁荣。农民小刘在镇上开了一家代理广东某品牌涂料的小店，小刘说，几年时间里，小镇上的涂料商店从一家变成了四五家。
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建房的热情仍然高涨。春节刚过，农民老王就开始建房。老王请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工建筑队施工，这支农民工施工队里都是40岁以上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看不到一张年轻的脸。
“要想把房子建起来，至少要20万元。”老王说。建房的钱主要靠家人在外打工赚来的，还有就是借款。
在中湖村里，能建起一幢房子成为许多返乡农民工的梦想，建房也成为农民工最大的一项支出。村支书说，按照现在的物价标准，建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至少需要15万元。其中除了水泥、钢筋、砖、砂石等建筑材料的消费外，还有非常大的开支来自工钱和运费。
90%的农民因建房举债
在农村建房同样要承担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10年前，请人建房一天一个人的工钱才8元，但现在请一个工人一天需要70元，另外每天还要包一餐饭和一包烟。因为随着农村里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里的人工费用其实已经比城市更贵了。老王算了算，家里正在建的新房光工钱的开支就接近2万元。
另外，就是运费，“一车砂的运费比十年前也涨了10倍。”一位村民说。
村支书算了一笔账，由于人均耕地太少，如果不包括打工收入在内，去年村里人均种地收入只有300元。动辄几万元到10多万元的建房投入，是微薄的农业收入远远支撑不起的。如此高额的建房支出使返乡农民工不仅要花光多年来所有的打工积蓄，往往还需要借款。王支书说，据不完全统计，村里已建新房的农户中有90%因建房而举债。
“村民建房的钱主要是靠在外打工赚的收入，再就是借款。一般都是向亲戚朋友借，跟信用社借钱很难，要有一点关系才能借得到。”村支书说。
面子心态催生建房热
农民建房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那就是熟人社会里的面子心态。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称，返乡农民工的普遍心态是，如果邻居家的房子都建起来了，兄弟家的房子都装修好了，就你孤零零的木房子立在那里，或者只有矮矮的一层楼房，那是特没有面子的事情，因此想尽办法都要将房子建起来。也因此，其他的可以暂缓，例如小孩的上学问题可以随便，上不了就不上，没有钱上好学校就到义务教育的学校去上，自己和父母的吃穿能省则省，但是一定要将房子建起来。
贺雪峰分析，建房与打工的周期有关，即到这个时候，人们因打工已经存了部分用于建房的钱，在面子竞争的压力下和对打工的长远预期的刺激下，人们就进行了对建房子的“风险”投资。
此外，农民还要面对越来越重的人情开支。在中湖村，村民有这样一种普遍认同，农民的两大支出，除了建房之外，就是操办红白喜事，其中主要是白喜事。
中湖村王会计算了一笔村民们办白喜事的经济账：一般办一场要花3万元，亏2万元左右。
“相比来说，办结婚的红喜事花费要少一些，1万元就差不多了。”一位村民说。
由于春节前夕，返乡农民工都回到家里，农村里的请客吃饭的事情也密集起来。贺雪峰教授在贵州一个乡村的一份调查显示，一般人家整个腊月间要吃近二十家酒席，多的每天都有，有时遇到良辰吉日，要骑摩托车跑上六七家。
由于钱都投入到了建房和红白喜事当中，特别是投入到了建房当中，农民已经无钱再投入农业了。以中湖村为例，全村有300幢楼房，如果平均以每幢楼房5万元投入计算，全村总共的房地产投资就达到了1500万元。
巨大投入没有收益
事实上，农民工花巨资建的房子除了自住之外，没有任何收益。如此巨大的投入换不回任何投资收益，建房纯粹成为返乡农民工的一种消费行为。
巨大的建房投入虽然带动了农村建筑业的繁荣，但由于这种投入不能产生持续的回报，也使得这种消费不能持续。
这些不能产生收益的巨大投资抽干了农村的资金血液，使得农业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大量花钱建房，另一方面却感觉发展农业资金严重不足，成为当地不少返乡农民工的矛盾。
村民阿元最大的愿望是养鸡，但是没有资金。阿元的房子建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欠下了1.5万元的债务。“养鸡比养猪销路好一些，而且四五个月就有产出。我算了一下，小鸡是3元一只，如果进3000只小鸡的话，差不多要1万元。我想养鸡，但没钱。”阿元说。
村民面对的困惑也让王支书深有同感。王支书说，农民增收的困难主要是缺少资金，比如说，想搞养殖，但没有钱投入。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有资金也不敢投资。
建房成为农民最实际的选择
农民宁愿花如此多的钱去建房，为什么不愿意投资农业呢？
对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胜研究员有着自己的理解。
陈文胜称，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都希望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有一个安全温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追求。不可能每个返乡农民工都成为一个投资专家，这不现实。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会给投资农业带来风险。所以，在目前对农业投资看不到稳定回报的情况下，投资建房反而成为农民最实际的选择。“尽管房子不能带来收益，但最起码可以保值。”
消费观念孕育极大风险
建房成为返乡农民工最大的支出。建动辄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房，不仅耗光了返乡农民工的积蓄，往往还要借债。返乡农民工普遍敢于借钱建房，基于一个判断，他们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