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下这样的论断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同时，把领导力建设的关注点从“个人的掌控力”转移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要知道，中国企业的领导者身上一方面在不断接受着西方MBA式的教育，容易把“管理”和“管控”简单地等同起来，让领导力建设成为了一个“咨询、培训项目”；另一方面，又受着中国传统“帝王文化”的熏陶，让领导力成为了修炼“帝王思想”与“权术”的代名词。要知道，后者在所谓“个人修炼与超越”方面，中国企业的领导者有着无穷无尽的“母乳”可供滋养（在这方面，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往往显得“幼稚”、“可爱”）。
就在前不久，深圳的一家全球都可谓知名的IT企业，把其30多位高管（年龄多为“70后”）集中培训领导力，请来的是国内某知名大学的一位教授，把高管们讲得“如痴如醉”，其核心内容就是“且看柳传志和张瑞敏是如何运用中国哲学与帝王术驾驭属下的”（培训后该公司一高管对我所言）。
老实说，我对这家未来极具前途的公司热心做这样的“领导力培训”感到一丝的不安，同时也对《修炼领导力》一书再版后能否呈现10年前的辉煌感到怀疑，其原因倒不是担心内容“不好”，而是领导力建设的思路与方向已经而且必须发生变化。
我认识一位企业家、学者“双栖人”——郭梓林先生，他两年前从企业管理思想角度出发为46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写了一部评论集——《王朝的投影》，以他的生活历练和理性思考，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他由分析王朝君臣关系引出企业管理的本质问题：君臣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尽管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在逐渐变化，但社会观念的进步却严重滞后，中国的企业家很容易在企业内部成为帝王，热衷权术。当然，强化“个人的修炼”也就成为领导力建设“最方便”、也“最容易”的一条道。
他告诉我们：做百年企业的理想，并不等于王朝之梦。未来是历史与现在的延长线。企业家要学会让历史告诉自己：现在站在哪里，未来将会怎样。
茅于轼、王石两位也非常赞同他的这个命题。茅于轼先生更是直言——如果说，梓林关于“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的判断基本是对的，那么，中国的企业家是该到了“断乳”的时候了！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平等精神，以及“组织的领导力建设”，是“帝王思想”以及依赖“个人掌控能力”最好消解剂。在新型组织建设和成长方面，我们的路显然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