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铮：充足只能说明中国有劳动力，但说明不了是否有城市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对比2010、2011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数据，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城市不需要更多的40岁以上劳动力。
从目前的剩余劳动力来看，充足的都是40岁以上的。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里，中年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与青年农民工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就业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绝大多数工作是简单的重复性作业。这些工作没有多少技术，农民工很容易学会。但这些工作对从业者的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有比较高的要求，青年农民工从事这些工作时，劳动生产率比较高。
非技术农民工进入中年后，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下降，劳动生产率逐年降低。由于这些工作往往按件计酬，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表现为农民工收入随年龄的增大而下降。根据我们在东莞等地做的调查，这个下降是很明显的。
现在问题的实质是，剩余劳动力总量还是不少，我计算大概在1.3亿，但3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资源基本已经枯竭，也就是说，能出来的都已经出来了，没有多少增加的余地了。
日报：您比较2010和2011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得出新增加的农民工都是中年农民工。您怎么解读这个结果？
章铮：坦白说，这个结果出乎我的预料。第一，我原来以为35岁～40岁的农民工还有一大批，没想到2011年新增农民工中，3/4是40岁以上的；第二，没想到2011年新增40岁以上农民工中，6/7以上都是在本乡镇工作的本地农民工。大多数中年农民工工作不离本乡镇，还谈什么城市化？
城市化是事关农民工及其家庭一辈子的生命周期决策。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下，要想全家城市化，青年农民工夫妻婚后至少需要连续工作30年，即连续工作到55岁左右。这样，多数中年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这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年限集中在16岁~35/40岁，甚至更短。半辈子就业、半辈子失业大大减少了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的生命周期收入，使他们不具备城市化的最起码的经济能力。
日报：农民工难以城市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章铮：如果大量农民工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建立在农民工城市化基础上的以扩大内需带动中国经济的设想，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现实的扩大内需只能是扩大比较富裕阶层的购买力，而这又是以更加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条件。
日报：要解决这一问题，您认为最关键的举措是什么？
章铮：我认为基础工作是要算账，算一下农民工家庭要城市化，最起码一辈子的收入要达到什么水平，由此推出在稳定就业达到20年、30年或40年的条件下，农民工年工资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应的观念下，农民工的工资确定往往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水平相当低。所以现在的农民工青年时进城务工、中年返乡务农问题，是在城市企业习惯于只利用农民工“黄金年龄段”的条件下发生的。因为现有的工资水平无法保证中年农民工在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下依然可以继续在城市打工。
在国外，在劳动力乡—城永久性转移的背景下，为了使中年移民能够在城市生存，在确定工资率时，中年劳动力的低劳动生产率会被考虑在内，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并不会导致劳动力被迫回乡；而在中国，中年劳动力的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考虑在内。因此，这是在今后的工资确定上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算清账的条件下，再考虑农民工要不要城市化。如果下决心让农民工城市化，那就一步到位，不仅给农民工户口，而且给农民工完全的市民待遇，特别是保证农民工中年时的就业，避免使他们成为新的40/50下岗工人。如果做不到，就停止目前这种只要土地不要农民工的伪城市化。
最后，如果算账的结论是一部分乡村居民（如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努力可以城市化，另一部分（如40岁以上）无法城市化，那就需要在前一部分人城市化的同时，对后一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做出安排，包括如何在老龄化条件下进行农业生产，如何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