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2004年发表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北京共识》，以及后来的姊妹篇《粉色中国》，被人称为“北京共识之父”。
雷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和办法并非唯一，我们应该为道路的多样性做好准备。
至于政府合法性问题，雷默认为，这是建立人民信任的哲学和心理支持的问题。合法性并非只来自执政绩效，还来自国家共识及能产生凝聚力的共同信仰。
就私有化的相关讨论，雷默给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股东利润最大化和社会回报的选择，对国有企业很重要。
和而不同
赵忆宁：您发表《北京共识》已经过去了8年，人们对《北京共识》评论不一，最引人关注的评论认为，《北京共识》是推倒《华盛顿共识》的最后一块砖。在这8年中，全球经过了颜色革命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与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您对《北京共识》是否有新的观察和新的结论?
雷默：“北京共识”所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还依旧存在，那就是：当今世界是否仅有一条现代化之路?应对后现代化又是否仅有一种办法?我以为答案还是显而易见的，即道路和办法都并非唯一，并且历史条件和现实挑战所带来的约束也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状况对普世价值构成了巨大压力，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状况与人们对自由、正义等理念的追求是本质一致的、可兼容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共识”应运而生。西方及世界上的某些其他地方曾一度形成了一种几乎普遍的观点，那就是关于现代化所提出的种种复杂问题都只有唯一解。譬如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或者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最具合法性。而在之后的若干年间，我们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审视其他的可能性。我想，北京共识的主要理念是：道路并非仅有一条，而中国的道路必须契合其自身的独特需求。这一原则对世界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成立的。实际上现在我所真正关心的已不是道路是否仅有一条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答案早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而是我们该如何缔造一个多种现代化模式都能发挥其效用的世界。这是个难题。对此中国有句有意思的话叫“和而不同”，但做到这句话显然要比说起来难上许多。
如前所述，有效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些挑战都是非常现实的，譬如经济、贸易等等。但也有知识上、哲学上的挑战。当前局面的实质在于，网络与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动摇了许多机构的合法性。譬如，中央银行、政党乃至许多长期存在的法律安排和条约框架都受到了质疑。这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所潜藏着的“革命性”的实质。我想，即便是在理想社会，认为只有一条道路去合法地应对这些挑战的想法，也无法为每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所认同。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为道路的多样性做好准备。鉴于人们都希望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事物在他人眼中也是正确的，而且还希望事物在自己所构建、对自己有利的框架下运行，因此做好这种准备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并且这还对各方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即如何学会欣赏别人的模式，并与之有效互动。
当今时代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这个问题谈起，然后再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理念等等。邓小平就是这样做的：先认识到当今世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再采取行动。毛泽东与此类似，只不过他对世界主题的判断是“战争与革命”。我想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体制改革、面临建设还是崩坏抉择的时代。世界上任何一种体制都将受此过程的影响，无论是其建设还是运行。这的确是一个要么变革、要么消亡的革命性的时刻。但是，各国不同的初始条件，将决定其在变革当中汲取的具体教训以及所作出的痛苦的具体选择——在革命的年代，任何必须做出的选择都是与阵痛相伴的。
赵忆宁：您是否能够述评，八年来《北京共识》对全球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地区?
雷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它巨大的规模意味着许多中国发展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共识的主要意义不在于要求其他国家好好效仿中国的道路——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效仿——而是中国的实践使每个国家可以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观念合法化了。
如你所能够想到的，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参加过与此相关的讨论。而且我的研究背景是发展经济领域，所以我非常支持关于后工业化时期如何更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的讨论。中国模式对于许多国家颇具吸引力，但我还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本不适合采用“中国模式”的国家能够对“中国模式”得其要领、入其法门。而且，目前我也并未看到多少关于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外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尽管巴西、南非等国正在开展一些有希望的技术性工作。
赵忆宁：前不久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提出“孟买共识”(Mumbai Consensus)。他将其定性为方兴未艾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替代之选。“孟买共识”好像远不像北京共识那样业已确立?您怎么比较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两者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印度真的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雷默：我认为劳伦斯·萨默斯言过其实了。印度发展模式有其特点——也有缺陷——这使它成为一个地道的印度产物。这再一次表明了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国家需要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我认为印度的历史条件太独一无二了，当前在人口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挑战也是如此特别，于是他们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意味着印度政策的确只适合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