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周群飞也没搞明白怎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也许是我的字写得不错，所以引起了厂长的注意。”又或许是在那个年代打工妹给厂长递辞职信本身就是一件很文艺的事，而周又在信中诚挚的表达感谢，让厂方深觉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优秀女生。“留下我，还要升我职，交给我一个全新的部门去管。”
23岁的打工妹做了小老板
没有谁可以教周群飞，好在她从一个北京来的同事那里得到了一本来自北京图书馆的《丝网印刷》，她如获至宝。我把这本书天天捧着看，总能找到那么几句话可以解决工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本书至今还是蓝思科技的“传家宝”。
“书中自有黄金屋”一点不假，遇到丝印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就翻书，边学边做，从最初的丝印到后面的出菲林、晒网版、烘烤、调色、褪油等所有流程全部熟练掌握，据说现在行业使用的玻璃油墨也是来源于她的配方，行业首条自动印刷线、烘烤线、褪镀线、CNC加工的设备和工艺都来自于她和她的团队，且很乐于共享给同行业。
然而好景不长，正在周群飞干劲十足的时候，厂长离职了，出资人打算放弃在宝安筹建了一半的工厂，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找到了出资人，主动跟他说：公司的工艺我都懂了，我也很年轻，很需要一个给我发挥的机会。如果亏了你的钱，我一辈子给你打工，如果赚了，工资随便你给！”
这个年轻女孩的勇气和她前期的努力果然打动了出资的老板，由印刷部门的一个小主管，变成了统管全厂的责任人。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她所能施展拳脚的平台和学习积累的空间也越来越大。盖房、布线、消防、备案、报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来一补小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周群飞都亲力亲为。三年后，原本的小小加工厂已经变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正规工厂。此时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时来深圳投资的港澳台小老板大都有一个特点，资金并不充裕，内地的社会关系又相对复杂。随着规模的扩大，“这个工厂出现了太多老板的‘皇亲国戚’，我越来越受排挤，无论怎么做都是错。”事实上，这也正是蓝思科技上市前夕网络上一些负面舆论指责周群飞的理由之一，说她“忘恩负义”，“从培养她多年的工厂辞职，还带走了骨干和客户……”
周群飞对此立场明确：“首先本人从未在报道中的那家公司工作过，而且那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次我创业是帮玻璃厂及表壳厂加工电镀、丝印而已，而且当时的来料加工厂是不允许内销的，可我的客户都是大陆工厂(内销)何来抢客户之说，再说在我创业那个时间段中国也没有太多的亿万富翁，何来有人给我几个亿？”
当时在工厂管理上的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她无法妥协的地步，只有主动放弃。“还有媒体报道说是我想加工资，所以出走——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那个年代我还年轻，我不在乎工资，我只在乎我有多少学习锻炼的机会，包括现在我跟我的下属都是这么讲！”
那是1993年，不满23岁的周群飞自己做了老板。
两万多港币起家创业
蓝思科技所以选择在3月18日这天正式登陆创业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掌门人周群飞的创业情结。1993年3月18日，她带着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堂姐妹，在黄田(现在宝安国际机场附近)租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农民房”，干起了自己最熟悉的表面玻璃印刷。
说印刷厂太抬举它了，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作坊。促使周群飞下定决心搞作坊的，是她的堂姐。
“起先也没想过一定要自己创业。当时我在行业里有点小名气，知道我离职后，有人想请我。可堂姐跟我说：‘你给任何人打工都只是打工，还是要受气，要不然我们一起干！你发得出工资就发，发不出我们就跟着你！’”
创业的资本是她的“私房钱”，港币两万余元。“我也留了点心眼——正工资全给爸爸了，加班费自己存着，其实那时我也开了间时装店。”起步虽艰苦，但年轻人们对未来却满怀憧憬。“三房一厅这么安排：房间做宿舍，女孩子住大房间、上下铺，男孩子睡小房间；客厅做印刷、包装车间；厨房做食堂。”做的还是丝网印刷的老本行，当时买了一块大铝板，切割后加工成几台手动印刷机，自己拉订单，自己做生产。这支创业团队一直在这家“公司”坚持了四年。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周群飞的家庭作坊带来了直接的冲击，她发现自己原本就回收艰难的货款更加没着落了。“付不起加工费，他们就把一些旧设备折价给我。”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她唯有被动接受。“只能是把设备拉回来，整修翻新。去香港的旺角去买轴承、波条，靠一个双肩包背回来。”
“那次有女儿陪我去，在旺角车站红绿灯跟前——以前我瘦，背着包真是很重很重，可那一会儿我突然感觉背包轻了！我以为是包底磨破、东西掉了，赶紧转头看，发现——是女儿用双手托住了背包！”上世纪90年代末，周的女儿还是个瘦弱的小孩子，她在红绿灯前用尽全力的举动，深深的烙印在周群飞的脑海里。
“我一定要改变现状，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卖掉房子也要发工资
她整修好客户拿来抵货款的旧设备，又购置了几台国产新设备，重点在手表玻璃、丝网印刷的工艺上下功夫，一点一滴的用质量来打动客户、赢得订单。不辞劳苦，不言放弃。寸进之间，到2000年左右，她的工厂已经在行业内做得小有名气，也接触到了业内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
可是，此时的她内心却极其焦虑，渴望转型。当时的珠三角集中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钟表行业产能，相关配套加工企业发展如日中天，好不容易有了起色的周群飞为何不能安于现状呢？
确实，当时珠三角的钟表行业配套加工企业数量极其庞大，所以也良莠不齐。对周群飞这样的创业者而言，自己除了要精研生产工艺、赶超同业对手，还不得不面临最劳神费力的工作——追讨货款。“整整三年过春节，我和先生都没回过老家。”并非他们不孝顺，而是春节是追讨货款的敏感期。当时有一部分小微企业主临近年关便开始“搬家”，连人带厂玩消失，拖欠其供应商的货款往往也不了了之。为此，周群飞和其丈夫也是创业伙伴郑俊龙必须在春节期间四处奔走，一路追访那些拖欠货款的老板们。
“利润非常的微薄，一个月几十万的生意额度，客户却又百来家。每天晚上我跟先生都要自己开车去送货，每个月为了给员工发工资都要收几十家的货款。曾经有两次客户赖帐，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换钱来给员工发工资……”
与收货款时的追踪与反追踪、侦察与反侦察相比，推销的艰难程度亦毫不逊色。
当时互联网不普及，除了翻黄页寻找客户之外，周群飞只能用最土的办法去找米下锅，“找那些表壳厂、手表厂，一家一家去陌生拜访。跟以前推销保险的方式有点类似，就走进每一幢工业大厦去敲门。有时候有可能有一条狼狗在你面前对着你吠，有可能就是保安员非常大声吼：‘滚开’！”
周群飞说她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虽然从小家境不好，但她的父亲、奶奶都很宠爱她。“那时出门拜访客户时，往往在敲门之前要想几套方案，如果人家拒绝的话我还能怎么说。”周说自己现在不太懂得拒绝别人，“因为我那时被拒绝得太多了，太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