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仓库里，王海展示购买的网上假货(视频截图)
王海用手机展示在西安仓库里的假货(视频截图)
王海购买的假货
双十一的前一天晚上，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直到8点多，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他给下属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一天了，才花出去一万多。
如今，他已不仅仅是职业打假人，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接受采访时他刚刚下班，饿了顺手拿起桌上的枣夹核桃塞入口中——这枣夹核桃也是买来检测的。“可能是二氧化硫超标吧，”他无所谓地说，“有时候你没办法避免这些。”
这是他打假的第21年。1995年，他买了两副索尼耳机，意识到可能是假货，便又买了10副，并依据《消法》提出了双倍赔偿，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二十多年来，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他隐藏在墨镜之后，行走在“打假”与“商人”之间的平衡木上，在争议之中成就着自己的事业。
注册多个ID“备战”双十一
箱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大部分是酒，还有若干保健品。价值三十来万，都存放在王海天津的办公室里，等待检验。
这只是一部分，据王海介绍，为了“备战”双十一，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的白酒。
这个双十一，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预计索赔1000万。
战役从两个多月前起就开始了。由于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单，王海不得不注册了多个ID，在不同的地方收货。即便如此，他还是屡被商家发现。10月2日购买的一批1万多元的服装，下单之后，商家提示，已经没货了。但同天几乎同时，王海团队的另一个账号购买的同一批货却顺利发货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自从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打假以来，他已经有三十多个账号被列入了黑名单，其中，有些商家直接跟他说，你的ID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因此不能发货。
有的，甚至快递都已经送到楼下，而被商家紧急召回。王海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今年八九月的时候，他们盯上了一款保健产品，花9万多元买了一批，快递送到楼下，没等接收就折返了，并告诉王海，说是厂家召回，再问厂家，厂家说，是快递把我们的货物给弄坏了。
为了能顺利完成双十一的行动，王海从9月起，就出动了七人战队，开始挑选“重点打击对象”。打击的主要目标，就是销售榜上排名前十或前二十的产品。
小组中四人负责找项目。先小批量买一些目标货物，拿回来自己测试，试纸也是从网上买的，测试出的确有问题的，则送到实验室去再次检测。
两个多月来，他们从100多种产品中重点揪出了十几种。
“这个工作的难度其实并不大，”王海说，“有问题的太多了，闭着眼都能找到。”
如果两个不同的实验室检测结果都有问题，剩下来的事，就要交给采购人员。三位采购人员用不同的账号大量购买这十几种产品，囤在不同的地方，攒够一定数量再统一运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
10日，王海又拨出100万元给采购组，准备晚上双十一再抢购一波。购物车已经填满，就等午夜的到来。
从实体店到互联网
11日下午3点多，抢购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他的100万采购金，才花出去16万。相比较他花钱花得艰难，电商们在这场狂欢中，几乎是顺势就赚得钵满盆盈。三个多小时后，阿里发出通告：“交易总额突破千亿，其中无线成交额占比82.42%。”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
2014年之前，他只有商超和电商两支队伍，随着微商的发展，到了今年，他又组建了微商打假队，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一半来自于互联网。
但相对于实体店，电商打假更有难度。实体店的虚假宣传主要是产品广告、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等，证据容易获取，也容易保存，电商的虚假宣传除了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外，还经常出现于互联网平台上，如果没有及时通过截屏等手段保留证据，网站修改内容后就很难搜集证据。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告诉北青报记者，电商通过互联网远程、虚拟交易，无法像传统交易那样眼见、耳闻、手触，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产品的存在，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和快递商品，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实质接触，因此电商出现虚假宣传和假货的几率相对更大。
正因为这些问题，很多职业打假者并不愿意在电商方面投入太大精力，因为取证与诉讼都比较麻烦。
“你看这些微商，就跟游击战一样，连人在哪都不知道。”王海打开微信，展示着一家微商的公号。他告诉北青报记者，不少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卖东西，这比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维权更困难。成立微商打假队以来，他们接了两三起微商打假的项目，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终。
“但互联网购物是一种趋势。”王海说。从锁定目标起，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保全，包括网页截屏、购物实时录像。对于涉嫌价格欺诈的目标，还要阶段性记录商品价格，同时，还要把取证的材料送到公证机构做公证，把购买的物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作为中间方，电商平台负有审查义务和事后补救的义务，如果购买的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应积极协助维权。”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解释道，“消费者如果发现商品问题，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户的信息，如果提供不出来，则可以向平台来主张权利。”
阿里巴巴公关部的相关员工称，他们一直在跟假货和虚假信息作斗争，并利用大数据进行打假。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假货作斗争，我们也有更多的品牌商能加入进来帮助我们打假，至于王海怎么做，那是他的个人自由，”对于王海这种职业打假人，阿里公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态度，我们坚持努力做好我们自己。”
是正义，也是一门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着12点“一键下单购物车”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他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这项100万的购物“专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定——“消费者购买了生产者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以获得10倍赔偿金;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销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失，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逐利”，这是很多商家对他下的定论。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外界对这个群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他们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费者，”王海好气又好笑，“我买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费者吗?”
他并不掩饰对于利用索赔来赚钱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王海说，“我做这个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三组打假队伍，近三十人，每个月，他要为此而支付30多万元的工资。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依靠打假索赔，这个团队已经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王海告诉北青报记者，今年到现在，他因打假而获得的赔偿已经有五六百万元。
“除去做检测之类的成本，利润很小的。跟做骗子的获利不在一个层面。”王海强调。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曾经，一家知名净水机品牌慕名而来，付给他50万元，拜托他打击假冒产品。
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却更多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职业打假人一般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维权法律知识，索赔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很多。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和消费者利益保护都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商家没有假货，你紧张什么?如果你有假货，或者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不自信，那就应该赶紧采取措施解决假货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纠结该谁管不该谁管。”陈音江说，“客观上，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很难起到真正的惩罚作用。”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打假是个技术活儿，不能靠经验。”望着堆到天花板的酒，王海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动，已经有保健品、酒和海产品三个项目打算走司法程序了。团队里的4个律师时刻待命，只等待检测结果出来，就能进行下一步。
相较于十几年前的单打独斗，如今的王海不论是在人员力量上还是在质检维权的力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办了一个热线，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爆料电话，这批出了问题的酒，也是这样“撞进”了他们的视线中。
还是在今年夏秋之际，有一天，王海收到一段视频，视频那端的爆料人拍了一个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商家，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
看完视频，王海马上安排人取证，证实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之后，他从这位经销商手里买进大批白酒，送检。据王海透露，除了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之外，这次的“战利品”里，还有添加塑化剂的。
“不过依靠爆料还比较少，更多的是自己的团队找出来的。”王海说。在他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方说我要打肉类产品的假，那我找的人，要么就是做过肉类生产的，要么就是做过检验的，总之，肯定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
随着他打假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其他热心打假的人士也会将爆料提供给他。“毕竟他在法律这方面比较懂。”
北京人李承顺(化名)也是一名热心打假的人士。2005年，李承顺在洗澡时，洗澡间正好有台洗衣机在洗衣服，他吸入了洗衣液挥发出来的化学物质，当即窒息。
恰巧王海也关注了这个洗衣液品牌，只不过当时他关注的点是，其中的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受到伤害的李承顺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联系了王海，告诉他，这种化学成分并不致癌，你们的研究方向错了。
两个立志打假的人就这样隔空成为战友。李承顺英文好，对电器了解深，这些年，帮王海找出了十多个问题产品。
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一帆风顺。
几年前，他们盯上过一种果脯，“在江苏找了好多家机构检测，都检测出了甜蜜素，但拿到北京检测，就是什么都检测不出来。”王海说。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放弃了这个案子。
在全国，他们有三四十家常去的鉴定机构，每年花在检测上的费用就有二三十万元。这不仅因为他们送检物品数量巨大，为了避免检测方造假，只有在确保两家以上鉴定机构都检测出有问题，他们才会进行下一步行动。
但这仍然免不了官司缠身。2014年9月，王海团队买了一种宣称是用冬虫夏草为原料的保健品，送检之后，发现并没有虫草素。在整理了所有的证据之后，王海提起了诉讼，但被对方反诉为侵犯名誉权，向他索赔500万。
原以为证据在握的王海，一审败诉了。王海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正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
法律收紧职业打假行为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为了钱。”谈起即将开庭的这桩官司，王海说，“这东西我们买了5万多，假一赔三，就算赢了也就15万。但我们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可不少。”
打假二十多年后，他更精明，也更加平和。
作为打假第一人，他买到的假货屈指可数。买东西前，他都会把人家商家的信息翻个底朝天。“先了解主体信息，什么人卖的;再了解他所介绍的产品功效有没有科学依据;再看成本和售价。”有报道称，他上街买个包子，都要拍下来人家面粉颜色正不正。
早年的时候，他还跟成都的药监局掐起来过，这些年，他越来越乐于跟政府部门合作。在深圳打假的时候，带了八九十个人，跟在警察后面去一个制假村。没起冲突，对方看他这阵势，没等进村就跑了。
虽然力量与声势壮大，但他仍然很谨慎。他从未在媒体前摘掉墨镜。二十多年来，形象一直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叫“风险管理”。
揪出制假者，这是让他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但这样的成就感还能维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今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此条条例意味着法律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收紧。
“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职业打假人，他们的打假行为中掺杂自己的利益，维权就得不到保护，否则企业便可以因此逃避责任。”律师岳屾山说，“维权的最终结果，是要企业为商品质量承担责任。”
是正义，也是一门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着12点“一键下单购物车”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他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这项100万的购物“专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定——“消费者购买了生产者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以获得10倍赔偿金;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销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失，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逐利”，这是很多商家对他下的定论。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外界对这个群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他们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费者，”王海好气又好笑，“我买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费者吗?”
他并不掩饰对于利用索赔来赚钱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王海说，“我做这个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三组打假队伍，近三十人，每个月，他要为此而支付30多万元的工资。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依靠打假索赔，这个团队已经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王海告诉北青报记者，今年到现在，他因打假而获得的赔偿已经有五六百万元。
“除去做检测之类的成本，利润很小的。跟做骗子的获利不在一个层面。”王海强调。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曾经，一家知名净水机品牌慕名而来，付给他50万元，拜托他打击假冒产品。
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却更多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职业打假人一般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维权法律知识，索赔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很多。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和消费者利益保护都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商家没有假货，你紧张什么?如果你有假货，或者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不自信，那就应该赶紧采取措施解决假货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纠结该谁管不该谁管。”陈音江说，“客观上，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很难起到真正的惩罚作用。”
王海购买的假货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打假是个技术活儿，不能靠经验。”望着堆到天花板的酒，王海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动，已经有保健品、酒和海产品三个项目打算走司法程序了。团队里的4个律师时刻待命，只等待检测结果出来，就能进行下一步。
相较于十几年前的单打独斗，如今的王海不论是在人员力量上还是在质检维权的力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办了一个热线，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爆料电话，这批出了问题的酒，也是这样“撞进”了他们的视线中。
还是在今年夏秋之际，有一天，王海收到一段视频，视频那端的爆料人拍了一个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商家，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
看完视频，王海马上安排人取证，证实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之后，他从这位经销商手里买进大批白酒，送检。据王海透露，除了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之外，这次的“战利品”里，还有添加塑化剂的。
“不过依靠爆料还比较少，更多的是自己的团队找出来的。”王海说。在他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方说我要打肉类产品的假，那我找的人，要么就是做过肉类生产的，要么就是做过检验的，总之，肯定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
随着他打假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其他热心打假的人士也会将爆料提供给他。“毕竟他在法律这方面比较懂。”
北京人李承顺(化名)也是一名热心打假的人士。2005年，李承顺在洗澡时，洗澡间正好有台洗衣机在洗衣服，他吸入了洗衣液挥发出来的化学物质，当即窒息。
恰巧王海也关注了这个洗衣液品牌，只不过当时他关注的点是，其中的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受到伤害的李承顺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联系了王海，告诉他，这种化学成分并不致癌，你们的研究方向错了。
两个立志打假的人就这样隔空成为战友。李承顺英文好，对电器了解深，这些年，帮王海找出了十多个问题产品。
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一帆风顺。
几年前，他们盯上过一种果脯，“在江苏找了好多家机构检测，都检测出了甜蜜素，但拿到北京检测，就是什么都检测不出来。”王海说。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放弃了这个案子。
在全国，他们有三四十家常去的鉴定机构，每年花在检测上的费用就有二三十万元。这不仅因为他们送检物品数量巨大，为了避免检测方造假，只有在确保两家以上鉴定机构都检测出有问题，他们才会进行下一步行动。
但这仍然免不了官司缠身。2014年9月，王海团队买了一种宣称是用冬虫夏草为原料的保健品，送检之后，发现并没有虫草素。在整理了所有的证据之后，王海提起了诉讼，但被对方反诉为侵犯名誉权，向他索赔500万。
原以为证据在握的王海，一审败诉了。王海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正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
法律收紧职业打假行为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为了钱。”谈起即将开庭的这桩官司，王海说，“这东西我们买了5万多，假一赔三，就算赢了也就15万。但我们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可不少。”
打假二十多年后，他更精明，也更加平和。
作为打假第一人，他买到的假货屈指可数。买东西前，他都会把人家商家的信息翻个底朝天。“先了解主体信息，什么人卖的;再了解他所介绍的产品功效有没有科学依据;再看成本和售价。”有报道称，他上街买个包子，都要拍下来人家面粉颜色正不正。
早年的时候，他还跟成都的药监局掐起来过，这些年，他越来越乐于跟政府部门合作。在深圳打假的时候，带了八九十个人，跟在警察后面去一个制假村。没起冲突，对方看他这阵势，没等进村就跑了。
虽然力量与声势壮大，但他仍然很谨慎。他从未在媒体前摘掉墨镜。二十多年来，形象一直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叫“风险管理”。
揪出制假者，这是让他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但这样的成就感还能维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今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此条条例意味着法律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收紧。
“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职业打假人，他们的打假行为中掺杂自己的利益，维权就得不到保护，否则企业便可以因此逃避责任。”律师岳屾山说，“维权的最终结果，是要企业为商品质量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