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玩笑吧？一个不懂中文、不甚了了中国风土人情的外国人，既无亲友在中国，更谈不上有什么人脉，居然敢在中国创业？
“从华尔街直接走向长城，像我这样的经历的确罕见”，杰克·潘考夫斯基在接受《中国新时代》专访时说，“当我决定在中国创建公司时，几乎没有人理解我的想法，他们甚至认为我是不是疯了？在那种情况下，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相信别人的劝诫，放弃这个念头；要么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信念”。没有犹豫，杰克·潘考夫斯基带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创业的梦想来到了中国。
如今，1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用15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商业奇迹，他不仅在北京建起了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还让这个公司成为在中国其所属领域内的领先企业。目前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5亿美元，而杰克·潘考夫斯基也因此跻身于世界知名企业家的行列。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全球商业论坛上，他作为演讲嘉宾，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比肩而坐。在全球知名的商业论坛上，他一遍遍地被要求讲述他在中国的创业传奇，传授他与龙的传人经商的智慧。
资深投资人
在来到中国之前，杰克·潘考夫斯基在华尔街的普惠公司工作了快20个年头。
1973年，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杰克·潘考夫斯基顺利通过普惠公司的应聘到该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那一年，普惠公司共招了两个MBA毕业生，而杰克·潘考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
1982年，已在普惠工作近10年的杰克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高级晋升。当时普惠房地产部门和竞争对手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公司决定提升尽快扭转这一局面，于是选中杰克担负这一使命。这对杰克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房地产业务，我并没有什么经验，而且当时部门里只有一个员工。于是我想方设法笼络了一批精明能干的人进行部门重建和业务调整”，仅用了两年的时间，杰克就交出了一份令公司董事会惊喜的答卷，他所负责的房地产事业部年收入占普惠投行业务总额的40%。其后，杰克多次去普惠的薄弱业务部门负责“救火”。
而真正让杰克登上投行事业顶峰的是发生在1987年的安田人寿事件。
安田人寿是一家日本公司，当时有意向普惠投资3亿美元。“当时的华尔街已经经营得有模有样，很多国外公司被吸引过来，通过购买华尔街知名公司的股份参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运作。安田就是这样一家公司。那年6月安田向我们表达了这个意向”，杰克回忆说。在普惠内部，此类的谈判事宜一般是公司首席财务官的职责范围，但因为这是一个对普惠举足轻重的巨额合作项目，公司董事会临时决定由杰克来负责。
谈判很顺利，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条件：普惠的股票每股成交价格按35美元计（当时普惠的股票市场价是每股27美元）。因为售出的是优先股，所以普惠有提前分红的权利。这对普惠来说，是一次成功的谈判。万事俱备，只等10月19日，安田公司谈判代表团飞纽约正式签约。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签约的前两天，即10月17日，道琼斯指数下降了100多个点，而更可怕的是，10月19日一早，道琼斯指数再次下挫了500点，降幅达25%着！这是自1929-1933年那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股市遭遇的最大跌幅。这意味着普惠公司的股价几乎缩水一半！无奈，杰克不得不和对方代表团重新谈判。
在杰克的努力下，最后双方同意：普惠的股票以每股25美元成交，而当时普惠每股的市价其实只有12美元。对于市场低迷情况下的普惠而言，这是一场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谈判。这次成功的谈判，也使得举步维艰的普惠彻底摆脱了被动局面，大大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等这笔交易执行到位时，时间已临近圣诞。在圣诞派对上，普惠的CEO代表董事会给了杰克最高的赞誉，称他是“这一年来对普惠公司贡献最大的人。”
但杰克并没有因此而陶醉，“安田谈判使我感觉到，我的投行生涯已经到了顶峰了，以后我不可能比这一次做得更好。我开始思考我未来的十几年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继续留在普惠，最好的情况就是成为普惠的董事长，当时普惠已经在华尔街排名第四，但我认为，它不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了。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我一定会离开惠普，但是当时来讲离开之后做什么，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杰克说。
此后，杰克曾尝试和美国的一个电信大鳄合资建立了一个杠杆收购公司，但没想到那时的杠杆市场已经日趋饱和，杰克的合资公司经营得并不出色。但是那一次尝试创业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应该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去开创一项全新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杰克开始蛰伏，他在等待合适机遇的到来。
发现中国
1990年春，朋友推荐杰克看一篇《商业周刊》上的文章。该文引用了美国前财政部长比尔·西蒙的一句话：“如果我现在40岁，我就去香港”。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杰克，因为那年他正好41岁。
普惠公司曾帮助香港的董建华家族打理过资产，所以杰克与董建华早就认识。杰克到香港后，董建华请杰克吃饭，并把香港一流的工业家、金融家等介绍给他认识（其中包括吴光正、李泽楷和冯国经等人）。“他们和我谈了半个小时，其中，花了5分钟的时间，简单地梳理了目前他们公司的业务状况，然后花了25分钟，跟我谈未来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构想。”杰克吃惊地说，“我明白了，真正了解中国的是这些港商或者华裔，而不是那些西方的投资者们。”
杰克肯定不是第一个发现中国蕴含巨大商机的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最早的敢于肯定中国发展潜力的有识之士之一。在90年代初西方投资者们的目光仍聚焦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和台湾、香港等地区时，几乎没有人会考虑中国大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把这里想象成处于政府高度集中统治之下充斥着官僚作风的国度，而且基础建设设施薄弱，根本就没有投资可行性可言。
“我不远万里几乎转遍了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我发现中国正处在爆发前的能量高度积聚的过程之中。我觉得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告诉自己，如果不到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投资，而是再挤入一个发展成熟的市场，我自然没多大机会”。杰克下定决心要到中国展开自己的创业之旅。 可另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中国毕竟是一个百业待举的巨大的市场，杰克应该选择从哪里入手呢？
1992年，在一次欧洲货币会议上，大众汽车公司高管斯蒂芬·麦斯曼博士的一句话，豁然开启了杰克的心扉。斯蒂芬说，目前大众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充足、高品质的零部件供应。
从1993年1月开始，杰克在中国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一次“长征”。这是杰克所不曾想到的，为了确定自己在中国大陆找到可行的投资项目，他得自己走遍中国的诸多省份和城市去发掘商机。这一年他造访了中国40个城市和100间工厂。
这次长征，让杰克满载而归。“我走访了很多城市，在我和每个城市的领导谈论商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聊到两三个比较有前景的行业，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会提到汽车业。这让我坚定了对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信心。另一方面，我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不管生活得多艰难，但他们都在辛勤地工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活，这让我非常感动。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我到过中国很穷、很偏僻的地方，在田间地头，我看到老人、年轻人甚至孩子都在劳作。这和美国纽约很不同，纽约也有很穷的地方，但是那些人都无所事事，甚至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到了绝望的地步。我意识到，虽然生活很苦很难，但是有这样勤劳的民族，这个国家一定会有很美好的未来”。
在走访的过程中，杰克还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有了较为深入地了解，同时，他在中国的亲见亲闻，还推翻了之前很多对于中国的误解，消除了他先前对在中国创业的一些担忧。这让他对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更有信心和把握了。
经过长期的酝酿储备，1994年2月28日，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从创立之初，杰克就把公司定义为“中国本土公司，”显见，他是要扎根中国。
专注的信念
亚新科成立了，杰克的创业梦变成了一个灿烂的现实。但这只是开始，亚新科的艰难和曲折还在后面。杰克有没有想过：万一像很多外商一样乘兴而来铩羽而归怎么办？——“没有”，杰克斩钉截铁地说，“在你做一件事之前，怎么还没做就想这会失败呢？比如马戏团走钢丝的人，帷幕一拉开，他能想的就是走稳走好，怎么能去想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呢？战士上战场也一样，要么你要信心百倍、全力以赴地去打赢这场战斗，要么你可以选择不参加，而不是说你还没上战场时就想着会输。对我而言，一旦决定去做什么，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拦我，我会竭尽全力”。
所幸，亚新科成立之时正是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之际。亚新科成立后的头两年，发展形势十分喜人，1996年年销售额上升了47%，上增速之快令人乍舌，同时，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96年新增合资企业达12家。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了一半，但是这种快速成长的表象却掩盖了企业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1997年随着行业的短暂低迷，亚新科内部的问题便集中爆发，这一年，亚新科走入了低谷。
“1997年的时候，曾有人问我，你是不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的确，那是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我也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