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一个企业领导，具有宽阔的胸怀是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在第一讲中，我谈到过大局意识的问题，一个企业领导是否具备大局意识是完成领导任务的重要前提。宽阔的胸怀其实就是大局意识的体现。相对于一般员工而言，一个企业领导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往往都要想“大事”，做“难事”。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压力，需要妥善处理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工作上千头万绪，有时还会遇到班子其他成员以及下级干部员工的不同意见，凡此种种，都要求一个领导者要有宽阔的胸怀，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能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利为有利，只有这样，一个企业领导才能真正成就大事，办成难事。
现行体制下的国企经营管理要远比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复杂和困难得多，所以要求一个企业领导在领导方法方面，要学会适应，其中学会向现实妥协就不失为一种尊重现实、积极作为的有效做法，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因为，我们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市场，而且同时要面对企业本身。大家知道，西方企业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相对都较高，它的机制好，不养懒人。西方企业的CEO面对的主体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懂经营会管理的；第二种是虽不懂经营但善管理的。但中国企业就不同了。我们的国有企业成立才几十年，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素质相对来讲比不上西方企业，并且在管理体制方面，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强调稳定，强调就业，强调人人有饭吃。在这种体制下，就形成了中国企业的CEO，所面对的管理对象除了上述两种人以外，还有第三种、第四种人：第三种是不善经营又不懂管理的（大约占50％左右），是依附企业生存的分子，社会主义养懒人嘛！这是旧体制所产生的后遗症。第四种是工作上不用心、而只注重个人私利的人，这些人写黑信、告黑状、违规违纪、甚至违法，是企业中的捣乱分子（这是国有企业独有的一个现象）。因此，要搞好国有企业，我们就必须要鼓励前两种人，将就第三种人，限制和淘汰第四种人。请注意我说的“将就”和“限制”就是向现实妥协！这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中国企业家必须有一个宽阔的胸怀。
纵观历史，无数成功的仁人志士无不具有宽阔的胸怀，其中周恩来就是一位具有宽阔胸怀的典型代表。在红军长征途中，周恩来曾经一度掌握着红军的指挥权，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权力和地位都在毛泽东之上。但是，当他在斗争实践中发现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华高于自己的时候，就在遵义会议上力主让毛泽东担任军事领导者，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自己甘于做配角，一心当毛泽东的助手，而且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一直如此。有人说周恩来天生只能当“宰相”，不是当一把手的料。我说不对，周恩来之所以一生甘当毛泽东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深明大义，具有一个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大度和大局意识，遵义会议后的中国历史还不知道怎么去写。
如果说企业领导的宽阔胸怀是一种超越，那么这种超越还体现在一种人格魅力的“向心力”上，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政治家跟企业家的工作，如果说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都要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自己的对手越少越好，而使自己的朋友越多越好，甚至包括使原来的对手变成现在和今后的朋友。1936年西安事变出现后，国内反蒋、杀蒋呼声不断高涨。按照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敌意和仇视，杀蒋并不过分。但是，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局出发，通过西安事变，提出了释放蒋介石、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正是这种大局意识和宽阔胸怀，促成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韩信对“胯下之辱”的处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小时候逼着自己从他胯下钻过去的屠夫，被封为淮阴候、荣归故里的韩信不但没有报复，反而对他说了一番很宽厚安慰的话，不仅让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深受感动并大为折服，同时也让旁观者对他肃然起敬。反过来说，如果韩信以一个侯爵的身份去报复一个屠夫，他就等于把自己与那个屠夫放到了一个天平上，呈现给人们的只能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只会让人瞧不起。宽阔的胸怀是什么？也是情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