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清收复新疆之战）等重要历史事件。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孙占元先生在《左宗棠评传》内指出，“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是左宗棠建军思想的核心。
秘诀之一：创新团队体系。
诸葛长青认为，左宗棠借鉴戚继光办法，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是他成就大事业的基础，没有自己的军队，如何成就大事业？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戚继光还对统将的“节制”作用倍加重视，认为：“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
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把“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南塘束伍之法”。因此，他在入张亮基幕府后，积极主张编练军队时“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率先向清廷提出将湖南的乡勇按此法加以改编的建议。随后，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所主张的“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与左宗棠的见解是相吻合的。接着，左宗棠依照戚继光成法，创行了新的成军规则：“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
这样，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事宜后，他编练的湘军恰改造并沿用戚继光的“束伍”之法。左宗棠接令招募楚军也同样采用此法。这就使湘军或楚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并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铃束”的绿营兵来说，湘、楚军能“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在左宗棠的建军思想中，他强调把“选将”视为要着。他指出：
秘密之二：精选将军。
诸葛长青：你的手下必须是精兵强将，否则，你的事业无法做大，你的命令，无人彻底执行。“治兵，以选将为要。……兵有强有弱，而其实无所谓强，无所谓弱，视其将领而已。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壮。否则，兵有轻其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其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窃以为治兵莫要于选将者，此也。”
于是，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年）招募楚勇时便十分看重营官是否具有“将才”。他所选用的副将崔大光、游击李世颜、罗近秋等9人，均被左分别认为是“久历戎行，最为勇敢”、“人素勇往，久经战阵”、“技艺优素，人尚朴实”、“朴诚勇敢，深知战事”可见，左宗棠的选将标准重在精于兵事、勇敢和朴实三个方面。对此，他反复阐述道：“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而兵弱”，所以“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当留心，大抵贵谋贱勇一说，未可尽恃。盖好谋而成，原是统将之事，未可尽以此望之偏裨僚佐”。“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诈之人”。“大约取人总以诚实为主，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正基于这些认识，左宗棠强调说：“用兵之道，选将为先”；“选将之方，朴谨为要”。“军营兵勇得力，全在将领得人。非勇锐不足以振军威，非端廉不足以明纪律。将材难得，求备固难，然必其质地蠢实，实堪造就，而后可用其长而去其短。”左宗棠不仅有明确的“选将”标准，而且还有独到的“用将”之方。用将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才。他在致胡林翼函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