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识人难，用人更难。因为人都有表象和本质的一面，大多矫作伪饰，真性情平常很难暴露出来，故而人贤奸与否，必先识之而后方能用之。自古以来，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分贤愚、辩臧否，选才而用之。如果能知人善任，则事业有成；如果不辩奸贤，枉徇私情，随意而用，势必导致事业失败。在这方面，宋太祖赵匡胤可谓一个智者，他坚持“用贤不用谄”，这独到而高妙的用人方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当年，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返京以后，在众大臣的拥戴下，要举行禅让大礼。可到举行禅让仪式的时候，周恭帝却没来得及准备禅位制书。在这紧迫的关键时刻，翰林学士陶谷却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一篇禅文，对赵匡胤极尽肉麻、尽吹捧、歌功颂德之能事。正是因为有了陶谷的雪中送炭，才使得赵匡胤的禅让大礼没有禅文的尴尬局面最终得以烟消云散。
按说，陶谷在赵匡胤开创帝业的道路上是建立了奇功一件，对此赵匡胤也是充满由衷感激的。可是通过这件事，赵匡胤也认清了陶谷善于溜须拍马、看风使舵、阿谀逢迎、谄媚取宠的小人本质，因此在这件事上，赵匡胤对陶古是既感激他，又从心理鄙视他。此人虽然有才，但德行太差，今天看到自已权势中天，他就看风使舵，对自己百般谄媚，对周恭帝落井下石，明天他是否也会对别人看风使舵，对自己落井下石呢？对这种人又怎么能放心重用呢？最后在关键时刻，赵匡胤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并未因私情而重用陶谷。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赵匡胤用人不同一般。当时有个护国节度使，名叫郭从义。此人善于骑驴击球，为了取悦赵匡胤，以便自己获得高升。球场上，他在击球表演时，弛骋往来，不断变换花样，使尽技巧和手段，大获赵匡胤好感。他本以为会因此得到赵匡胤提拔和擢升，不料，赵匡胤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的球技确实精彩绝伦，但是这件事不是将相所应干的。”郭从义谄媚投机想获取高升不成，反受其辱，顿时感到羞愧难当。
对奸谄小人，赵匡胤善识其本质，对有才无德之人，一律拒绝任用，这不能不说是赵匡胤的高明和独到之处。用人好坏，关乎事业成败，国家兴亡，宋太祖深明其理。在用人上，赵匡胤可以说称得上是一个知人善任的明君。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坚持“用贤不用谄”的用人原则，炼就高妙识真才的伯乐眼和火眼金睛辩谄邪的智慧眼，打开廉政门，堵死媚谄路，努力开创用人新风，促进国家繁荣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