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常清向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建议，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期货市场，来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合理配置资源。常清等人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很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共同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常清担任工作组秘书长，并且执笔起草了中国期货市场的总体设计方案。1990年，中国期货业试点的第一个项目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成立。其后，常清又参与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上海金属交易所的筹建工作。
下海与“鳄鱼”搏斗
1993年，相关的期货机构组建成功之后，常清还想更多地参与期货交易实战，他先是帮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了深圳实达和上海东方两家期货公司。后来，他干脆联合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创立了金鹏期货。常清邀请了多位财务结算和法律方面的专家，担任金鹏期货的高管，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
金鹏期货成立之初，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刚刚诞生，发展迅猛。1992年到1995年，全国期货市场的年交易量从3000多亿元猛增到了10万亿元。金鹏期货也借此东风，迅速发展，其北京总部很快就拥有了400多名员工，兵强马壮，还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最初的几年时间，金鹏期货的国有股股东每年都获得数量不菲的分红。
然而很快，情况就急转直下。1995年，中国的期货市场进入全面治理整顿阶段，期货市场的品种和交易量持续萎缩，金鹏期货很快也陷入了亏损的尴尬境地。
“1992年、1993年下海的人，去做房地产、做证券或者做制造业，成功的几率都非常大，唯有做期货，成功的几率很小。”常清回忆。
为了实现国有股保值增值的承诺，1998年，常清号召公司员工以原价买入国有股股份，并且向员工承诺，员工如果打算离开公司，他将以员工的买入价收购员工手中的股份。常清则带头购买了公司的股份。
这之后，金鹏期货的员工陆续离开。最困难的时候，金鹏期货北京总部只剩下了18个人，而且有半年时间没有发工资。公司原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也相继离开。1999年，常清不得不卖掉自己手中持有的某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来回购辞职员工手中的股份。
更为严重的是，鼎盛时期，金鹏期货在全国曾经有十几家分支机构。期货市场萎缩，分支机构难以为继。而分支机构撤销，给金鹏期货带来了一大堆官司。由于当时没有电脑交易系统，按照国家规定，客户下单进行期货交易的时候，必须签字确认，金鹏期货的部分分支机构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一些客户打个电话来就可以下单。而赔了钱又不守信用的客户，反过头来就会找金鹏期货的麻烦，最后双方只好到法院打官司。
当时中国没有期货方面的法律，法院只能根据民法通则来判案，具体如何判，那就完全看法官对于期货行业的认识了。
公司失去了盈利能力，又天天被一堆官司纠缠，有些官司一打就是5、6年时间，常清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