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当前，政府部门将处置过剩产能视作去除产能过剩的牛鼻子。倘若把去产能作为处置僵尸企业的最终目标，背后的逻辑就应该是：僵尸企业是造成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仅凭逻辑推导，僵尸企业能够导致并恶化产能过剩，甚至两者还会形成恶性循环。
吊诡的是，国际经验表明，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并没有经常同时出现，而中国的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曾两度相遇。我们不禁要问，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僵尸企业是造成本轮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吗?当前阶段，处置这些僵尸企业是否能够达到去产能的目标?
理想很丰满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仅凭逻辑推导的话，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之间可以有明确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僵尸企业可以导致并恶化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本就是那些该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市场退出机制失灵导致这些企业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市场退出机制失灵的原因有时是银行为了规避不良贷款而支持落后企业，有时是政府出面干预。但无论如何，僵尸企业凭借外部资金支持得以继续生产，相应的生产能力就持续存在。这些生产能力本就该淘汰，留下来自然就成了过剩产能。随着特定行业内僵尸企业的数量增加，过剩产能也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也可以导致僵尸企业。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压低产品价格。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企业的盈利水平降低。随着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现金流不断恶化，企业就有可能无法按时偿还银行的本息，逐渐走向资不抵债。银行此时为规避不良贷款，地方政府为保证税收和就业，选择帮助企业生存，僵尸企业就此诞生。
不仅如此，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之间还可能形成完美的恶性循环。僵尸企业迟迟不能退出导致过剩产能规模提高，进而给产品价格造成下行压力。价格下行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现金流紧张，还贷压力增加，最终导致更多的僵尸企业。
一旦进入恶性循环，竞争逻辑就成了“剩者为王”。价格持续低迷会吞噬优质企业的利润。一旦好的企业经不住折腾，要么选择破产，要么学习僵尸企业的“成功经验”，加入僵尸企业的大军，市场的演化结果就会变成劣胜优汰。
现实很骨感
吊诡的是，国际经验表明，多数情况下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并没有同时出现。
日本的产能过剩问题集中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而僵尸企业问题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爆发之后才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同期美国人均GDP为10000美元。
由此可知，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产能过剩就应该理解为日本经济走向成熟、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房地产抵押价值大幅缩水，许多企业很快就陷入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境地。银行部门为了掩盖不良贷款，选择对这些企业进行救助，从而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出现。
美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集中出现在两个时期，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是20世纪80、90年代。第一次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工业品出口骤减，产能过剩严重。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及时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第二次出现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前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应对策略是全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成功走出衰退。
美国第一次出现僵尸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随后，受“9.11”事件影响，美国航空业受到巨大打击，行业利润整体下滑，部分航空公司成为典型的僵尸企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僵尸企业问题。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曾经面临的产能过剩，大多都是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僵尸企业的出现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往往是某个偶发因素导致企业盈利或资产受到冲击。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情况下，僵尸企业既不是产能过剩的因，也不是产能过剩的过果。
上一世的相遇
严格地说，中国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僵尸企业曾以困难国有企业的面目出现过。
1993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929亿元，利润总额是当时前后数年中最高的年份。然而，当年全国国有资产利润率仅为1.3%，国有企业中亏损户数达到11.6万户，煤炭、纺织、粮食及城市公用部门全行业亏损。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87%，其中金融部门97%，非金融企业71.7%，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更是高达90%。
1994年以后，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持续下滑，从1356亿元下降到214亿。1996年前四个月，全国6.88万户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居然出现净亏损的局面，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
显然，这些陷入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正是典型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偿债能力极差，如果从流动资产流动性状况看，相当多的企业将没有偿债能力，处于破产的境地。但是，尽管这些国有企业负债累累，生产处于停产状态，不少企业靠银行贷款发工资，但却没有及时退出市场，反而是依靠银行即国家支持，继续生存下去。
这一次，产能过剩同时出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掀起了一轮新的投资高潮。在此背景下，企业普遍对市场空间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蜂拥而上和重复建设导致1992年-1996年间陆续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传导到供给端，暴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20世纪90年代，纺织、家电等轻工业、消费品行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业企业利润率出现下滑，企业疲于偿债，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主要问题。
随后，中国政府多管齐下以应对产能过剩和国企亏损的双重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下达任务来完成去产能，并明确了国企要在三年之内实现“扭亏脱困”的目标。同时，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和贷款补贴、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及实施债转股等，顺利化解了产能过剩，众多中小亏损国企最终走向破产清算。
此后的十余年里，据我们粗略统计，2000-2015年间，国务院针对去产能共发布17份综合性文件，工信部、发改委等职能部门针对具体行业共发布23份指导性意见。其中，中央至少有5次把去产能作为核心施政目标，分别是2004年4月，2006年3月，2009年9月，2010年4月和2013年4月。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以钢铁行业为例，2004年首次限制钢铁行业产能增加时，粗钢当年的产量为2.8亿吨。十年后的2013年，中央第五次提出要加大钢铁行业去产能力度时，粗钢当年的产量为7.8亿吨，产量比十年前增加了5亿吨，增幅为178%。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情况大抵如此。
究其原因，过于依赖技术指标是去产能频频失败的主因。用诸如环保、科技、规模等技术性指标作为去产能的主要工具，可操作性强，也能够有效去除大部分落后产能，但却无法抑制地方政府增加新产能的冲动。实践表明，多数企业十分乐于借助此类政策完成落后产能的淘汰，以此获得政府的环保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实现新一轮的产能扩张。
眼看着过剩产能越去越多，政府自然需要新的抓手。在此背景下，发改委在2015年底提出，要把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牛鼻子”。时隔十八年，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再次相遇。
为何有如此缘分?
为何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在发达国家总是有缘无分，在中国却有如此缘分?不难发现，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的两次正式相遇都有类似的宏观背景，即外部冲击导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下行导致需求减少，供需矛盾变得尖锐，过剩产能规模增加。同样，在经济下行时，企业利润受挤压，现金流恶化，偿债压力增大，因此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可以说，经济周期因素是导致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爆发的导火索。
导火索找到了，可火药桶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相同的宏观背景，两次相遇之前都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投资。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掀起了一轮新的投资高潮。在此背景下，企业普遍对市场空间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蜂拥而上和重复建设导致1992年-1996年间陆续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出现的共同根源。当前，地方政府的两大基本目标是“促增长和保就业”。促增长对官员是正向激励，保就业是地方执政的底线。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很难发力，但在刺激投资上得心应手。有投资就有增长，有增长就有就业，在这个逻辑中没有效率和公平的立足之地。因此，政府主导投资的重点不是效率而是规模，所涉及的行业自然就是可以吸纳大量投资的重资产行业，如钢铁。再加上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过度投资进而导致重资产行业产能过剩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重资产行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是无效投资的直接后果，无效投资的主体就是僵尸企业。这一点与此前去产能的技术性标准大相径庭。从投资效率的角度来看，那些因满足技术指标而导致成本高企的产能，反而是真正的无效产能。总之，按照这个逻辑，妥善处置僵尸企业自然可以实现去产能的目标。我们之前的数据分析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僵尸企业占比也都比较高。
但是，处置僵尸企业对去产能来说只是治标，治本需要消除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在冲动。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根源于共同的土壤，即政府“促增长和保就业”的双重目标。只要政府目标和激励机制不变，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问题就只能被暂时消除。一伺新的时机成熟，过度投资导致的过剩产能就会再次出现，僵尸企业也会如影相随。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犹如一场皮影戏中的两个角色，只要政府还在背后继续干预经济，两者就总会再次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