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效应”这个说法，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原四通集团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朱希铎更是反复强调，“如何评价中关村历史？那就是集群效应，是一个集群在书写着这部历史，在代表着这段历史。说起中关村，传得最广、最简单、最朗朗上口的就是‘两通两海’。其实中关村那时候的企业何止两通两海？但‘两通两海’代表的是中关村一个企业集群，企业家集群，而不是一个单个企业，一个个人。他不讲一个人，而是一个集群，一个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86年底，“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有148家民营科技企业。
朱希铎说：“看30年历史，中关村最显著的特点是集群效应。我在四通里看四通，万润南、沈国钧、段永基……我们这帮人大家各有鲜明的、完全不同的个性。互相之间可能有很多冲突和矛盾，但是大家有那么深的、打不散的‘四通情结’，是什么共性让这帮人走到了一起？在那么艰苦、特殊的环境下，风风雨雨，大家棒打不散，什么原因？再放大说，第一代创业者们，王洪德和万润南、陈庆振、戴焕忠，都很不一样，但是大家能共同在中关村创造一段历史，这个集群是被什么凝聚在了一起？这是文化层次的东西。这帮人都有科技背景，都是下海到了市场经济中去冲，同时借用段永基的话说，‘这帮人是在中国半改革不开放的时候下海出来的’。这帮人既是科学家、工程师，有科研背景，同时还有着一种改革的冲动，一种对陈旧的东西、对束缚性东西冲破的冲力，以及敢下海的冲动。冲动地出来、冲动地冒风险、冲动地做事业，冲动地一直坚持下去……还靠什么？靠事业上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这帮人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受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非常深的影响，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种事业感、追求、奉献觉悟已经流在血液里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集群，在改革大潮扑面而来之际，书写了熠熠生辉的“中关村”。
这一天，当这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有着当初建立起的兄弟般的感情，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林当初正是受了“两通两海”的影响和感召，他喜欢摇旗呐喊的天性，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为中关村呐喊，他不断强调说：“企业家之间应该保持友善、和谐，绝不互相拆台，要继续合作。”
中关村的创新精神，是“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把爱国主义和科技创新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过去30年中关村创业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在创业中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的源泉，这是今后仍然要继承和发扬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于维栋
一种精神成就一个区域
“当初段永基振臂一挥‘鬼子来了’，对我影响很大。”北京民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清华紫光创办人张本正说。在今天中关村的企业家看来，这种号召力似乎很不可思议，但是第一代创业者当时放弃一切“下海”，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巨大感召力。原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慕兰说，中关村企业家身上也独有的特质是他们的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