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答道:“学生也没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样,我只同他们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调)。”
曾国藩听后大不以为然,正色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感动人。我想洋人也一样有人情。圣人说,忠信能通于野蛮人之中。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没有实在力量,任凭你如何虚假造作,人家总能看得出来,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同他平心静气地说理,虽然占不着便宜,或许也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讲信用,总是能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跌跟头也不会过,想来比‘痞子腔’总要靠得住些。”
李鸿章听后,连声答道:“是!是!门生一定按照老师的话去办理。”此后,李鸿章的确把老师的话当作了办外交的准则。他晚年曾说:“我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什么差错,而且还有收大效的时候。”
4、用绿林好汉,不用文人秀才
我们暂且不论李所说其办理外交有无差错,但他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倒是事实。但是,我们细加比较,就会发现这师徒二人在做人、做事和为官的风格上又有许多不同。治军方面和曾国藩的湘军相比,淮军具有更为浓厚的私人武装色彩。湘军的主要将领虽是湘人,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全靠地方观念维系,而是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相号召。因此在太平军失败后,曾国藩就将其大部解散,没有形成私人武装。
淮军的主要将领都是安徽人,他们所属的各营都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同时,在军队中确立了人身上的层层隶属关系,各部将领都听李鸿章的指挥。因此,淮军虽然名义上属于湘军支派,但曾国藩却无法调度。
曾国藩本身为理学家,他重用士人,湘军主要将领几乎全出自儒生,罗泽南、王鑫等都是理学家,彭玉麟是个学者,胡林翼则是进士出身。
淮军则不然,李鸿章不用读书人带兵,而只以感情联络,主要将领中,只有潘鼎新是举人,如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和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吴长庆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崇尚江湖义气,一旦受到李鸿章的重用,就会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诸葛长青:江湖好汉与文臣武将,各有千秋。
湘军初期纪律很严明,统一发放军饷,将领一般不会私吞,士兵也有固定的收入。而淮军则不然,为了收买和笼络部下,每攻取一个地方,李鸿章并不阻止他们肆意抢掠。因为有了这笔收入,遇到“欠饷”或者少发饷银之时,士兵们也不在乎。所以,淮军的将士往往可以大发其财。
5、驭下之术,赏罚分明
上文讲到,曾国藩要求带兵打仗的将领有一定的文化,并具备“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的素质,选择兵源时注意挑选那些诚笃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