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很是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任的人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他对待下属颇为傲慢，满口污言秽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公。
下属官员赴任前向他辞行，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向他道谢，他总是用合肥土话说：“贼娘，好好的搞！”被他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别人听了也不以为非，以为被李鸿章所骂的人是“红员”，必将得到重用。据说有一位副将想托人情谋个中军职务，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有人对他说：“得到这个差事太难了。”那个人则很自信，说：“有一天召见时，中堂大人骂我滚了。”
李鸿章驭下之术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必定是无廉耻之心而惟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操守和文章学问曾国藩追求儒家“圣人”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终身以“拙诚”、“坚忍”行事，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的“古今完人”。
蒋廷黻(fú)认为“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水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鸿章更多的是官场上的权术和手腕，从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别。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也使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则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
曾国藩官至高位后，仍然自奉清廉，治家也比较严。据说他对女儿陪嫁品都有严格限定，不许超过。这一点，他和胞弟曾国荃很不相同，与李鸿章也不一样。
李鸿章根本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生活简朴、为政清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的就是李鸿章(合肥人)、翁同龢(常熟人)的富有。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鸿章“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而梁启超也认为李鸿章虽不像传说中那样富甲天下，但大约有数百万金之产业，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都有不少的股份。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曾在安徽老家大量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宅第。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托亲朋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统计，李氏在合肥东乡占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甲午战争期间，许多人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都提到了他的财产问题。御史安维峻揭露李鸿章避战求和的原因说，李以1500余万两白银交给了日本的一个商号经营，由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他不愿与日本“失和”，以致丢了这笔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