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4年，颠沛流离的孔子在68岁高龄被自己的祖国鲁国迎回国。归鲁后，鲁国政府聘请孔子为鲁国“国老”，类似于现在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鲁国君臣以及在鲁任职的学生都请孔子做政治指导。孔子也不断把自己更多的学生推荐给鲁国政府，一时间鲁国政府的很多“公务员”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季氏族人季子然有一次向孔子发问：“仲由和冉求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大臣呢？”孔子略作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会问些别的（高深）的问题，哪知你只问仲由和冉求两个人啊！所谓大臣，是能够以大道的要求来侍奉君主，如果这样不行，宁肯辞职不干。现在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踏踏实实干活充数的具臣罢了。”季子然又问：“那么，他们会绝对服从吗？”孔子说：“正当的事情，服从是必须的。若要杀父亲和杀君主这样的事，他们也是不会听从的。”
以道事君还是以色事君
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他们有理想、有原则、有抱负，无论辅助哪一个人或组织，也都会促使这个人或组织，向理性的标准、理想的主意以及仁道的思想上推进。假使对方违背了自己的处事原则却仍然不听自己的意见，他们宁可辞职也决不会为了小利而妥协、丧失自己做人的原则。这才是“大臣”的风骨，不是为了所谓的地位、功名富贵等而去行“大臣”之事，变成“以身事君”或“以色事君”。
曾几何时，儒家学说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政治论调。由此开始，中国的官僚体系也由培养“以道事君”的大臣演变成培养“以色事君”的奴才。到现在，很多人为了所谓的就业，竟可以丧失一切原则。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大学生纷纷奔向公务员岗位，为了这个“小臣”的职位，削尖脑袋，四处送礼，以求闻达于显贵。在企业界，为了获取一份好的职位，可以去上野鸡大学，买假学历，甚至有的女孩子还要陪招聘男领导睡觉，这些似乎已经成为了潜规则。
听人讲过这么一则故事：有三个人去一家公司应聘高管，公司负责人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一加一等于几？”第一个应聘者想都没想，很干脆地回答：“当然是二喽。”公司负责人直接告诉他，你落选了；第二位应聘者想了半天，小心翼翼地回答：“应该是除了二的其他数字吧。”公司负责人沉吟半天，没有表态；第三位应聘者，点头哈腰地回答道：“您说是几就是几。”公司负责人大悦，说道：“公司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
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官场更是如此。
现在的很多官员没有搞明白，究竟是在以道事君——如同明朝清苑县知县唐成为了秉持自己的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同当时的总理严嵩斗智斗勇；还是以色事君——自己的领导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而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做官，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