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先主传》中有一段述说刘备的用人：“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刘备起用人才，不拘一格，虽然他地盘和人才基数都不如曹操，却创造了一个足以制衡对手的局面。
诸葛亮在用人上就比刘备逊色多了。比如魏延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刘备把他从牙门将军直拔到督镇汉中，这一位置大家原来认为非张飞莫属，于是“一军尽惊”。但诸葛亮却始终怀疑魏延的忠诚度，魏延只能“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了。再如刘备认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却“违众拔谡”，导致街亭大败。虽然有这些瑕疵，但诸葛亮整体上用人还是颇值得称道的，造成蜀汉后期人才匮乏的责任要由诸葛亮培养的两个接班人蒋琬和费祎承担，他俩做CEO十八年不思进取，实际上已放弃了企业最初的宗旨，采取全面保守的策略，得过且过，造成人才断层，以至姜维北伐时，只能带一批老将左支右绌了，如廖化那时年已70左右，当时俗语“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说的就是这种缺乏新鲜血液的情况。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使用好人才，注意培养、提拔人才，既能大胆任用又能用得适当，保持干部队伍的活力，使团队永远不失积极向上的朝气，这是蜀汉在人才战略上的前后反差带给我们的思考。
六、随机应变，奇正相生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说：“实际的人生本来就和理想相去甚远，罔顾现实的人只是自取灭亡；一个人凡事以行善为目标，必将失败，因为世上天性不善的人太多。君王因此也该学习仁政以外的治国之道，视情况需要加以灵活利用，才能确保生存。”刘备就是这样，毫不带宋襄公式的迂腐气，同时也不像那些口是心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客们，他能把政治行为的实践技巧和高度道德标准的坚定要求结合起来，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否则曹操怎么会说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样的话呢？
刘备刚出道时一次行军，忽遇大批黄巾军拥来，他战斗负伤，于是倒地装死，侥幸逃过一劫。后来他常打败仗，几次自己逃走而丢了家室。按说这既孬种又有不道德之嫌，但人们并不贬低他，部下反而更爱戴他，因为他是为大义而舍小义，为了远大目标而暂时退却，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这种见机行事是与贪生怕死、苟且偷生有根本不同的。
不过刘备有一件似乎不怎么地道的事常被人们提起，用以嘲讽那些不讲信用的人，那就是“刘备借荆州”。为借荆州，刘备曾冒险去京（今镇江市）见孙权，当曹操听说孙权把江陵资助给刘备时，惊得“落笔于地”，可见荆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刘备只能把孙权的股份据为己有了。这是为千秋大业，宁背千古恶名。
刘备为该不该强行并购同宗刘璋的公司也一度有道义上的顾虑。庞统劝说他：“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