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他对这个理念深以为然，后来投行生涯中，他也没机会去仔细思考这回事。去年10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震动了他。文章里说，某个星期五的傍晚，一个小伙子走进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营业所，掏出身份证借到了80美元，用来给过生日的女友买花、吃晚饭。下周一小伙子领到了工资后，连本带利还给债主100美元。
“三天时间，债主的利息率高达25%，年化的利率高达百分之几千，但是那个美国小伙子没有抱怨。”故事里打动张化桥的不是浪漫，而是自己一直反感、排斥的高利贷。他觉得“高”字要重新理解。“多高算高？黑龙江、内蒙古、广东、东北都有民间借贷，为什么监管者觉得高，用户不觉得高？”
他用几个月时间一气在国内走访了6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惊奇地发现这个行业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同一笔钱到了那些活跃在三四线城镇、农村的借款人手里，资金流动性远远好于大公司。
而这群需要资金的人，却又是畏惧于复杂借贷程序和手续，不肯走进银行的一批：“我的衣服穿得不好看，信贷员给我难堪的脸色，放款上拖我，还要我贿赂。所有成本加起来，还高于民间借贷。”
一路探访下来，张发现，虽然小额信贷行业的玩家们不规范、受限多，但当下民间利率高出银行基准利率五六倍，说明市场对资金高度渴求。而到2011年5月底，中国国内信贷余额为62万亿元，其中3900多家小贷公司有3000多亿元，占比0.5%，加上典当行、担保公司的占比，贷款总和还不到一个华夏银行的一半，或福建兴业银行的40%。
按照多年来征战资本市场的习惯，他把自己当做职业投资人，参股了天津、北京、江西、广东的四家小贷公司。
在投资的四家里，他最喜欢万穗。
“这个行业平均资本金是1.5亿元，那些公司可能贷10笔就完了。而万穗在账上的当期贷款笔数不是10笔，也不是100笔，是1700笔，平均单笔贷款额只有13万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这个公司成立两年多来，交了两三千万的税，这就意味着它有清晰的账目，而且意识上正确。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请的是全世界第五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做审计。这让国开行对它也很满意，提供了7500万元的长期贷款。”
银行们不屑理睬的郊县烧腊店、花店、文具店小老板们，是万穗最大的金主。按照张化桥的说法，对这些小老板，银行是“弯不下腰来”，其它小贷公司是“腰弯了一点点”，只有万穗，是“真正趴在地上做业务”的。“一般的小贷公司，平均6到7个员工就够了，但万穗员工总共有51个人。除了6个高管，其余全是一线信贷员。”
兴奋之下，他对当时的董事长蒋晓勤说，我给你们投点钱吧。他计划给这家心仪的小贷公司投资3000多万元。
万穗方面的回应让他猝不及防：某天深夜，蒋晓勤突然电话告知他，请他次日速来广州面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