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我第一、第二年高考连个狗屁大专都不要我，我考了三年。第一、第二年的志愿全是江苏省常熟地区师范学院，是一个大专学校。毕业了，想回到家乡农村去当老师，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个是我当时的最高理想。我同学当时有两个考上了最好的学校。其中有一个现在是我家乡的中学和小学联合校长，每年都跑到这儿来让我给他捐款，他就说那才是我真正的母校。”
俞敏洪说成功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历史给予了无数人机会，真正抓住机会的人却少之又少，成就伟大梦想不仅仅需要勇气，可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一份执拗的坚持。
“如果不是他，我的一个同学，我不会考第三年的。那个家伙当时成了我的榜样呢，因为他考上了，我觉得怎么我就考不上呢？所以就有了一个可比性，他并不比我聪明到哪里去，他考上了，我再考一年，可能就会考上。没想到再考一年，考到北大来了。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
没有人知道，那三年漫长的等待究竟对年轻的俞敏洪未来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他只是拼尽全力、以一连串的漂亮数字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新东方，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始终未曾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新东方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俞敏洪接受我们的专访时能够清晰地记起这几个数字：“我的总分从300分都不到，一下子就突然蹿到快400分。当年高考比较难，高考录取分好像200分就可以了，我当时考387分呢，北大录取分数是380分，我多出了7分。”他的英语成绩是百分制的93分，而第一年只考了33分，第二年是55分。
江苏江阴农村的公社拖拉机手、生产队插秧高手俞敏洪考上了北大，来到了首都北京。
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吹拉弹唱，江阴第一中学的学生领袖到了北大什么都不是了。“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最不顺利。普通话不会说，英语口语听说能力一塌糊涂。分到A班，一个多月就给我调到C班，C班属于落后的班。我也没有能力参加班上的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就是上不去，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我人生最痛苦就是在北大的5年。”
不难想象，俞敏洪在当时北大西语系这个洋味十足的地方会显得多么格格不入，什么年代选择英语专业的学生都不会是一群“土鳖”。新东方另一位创始人徐小平开玩笑地说：“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比起后来留校后由于在外教书而被北大开除，俞敏洪一再强调5年充斥着挫败感、迷惘、失意和无奈的灰色大学生活更让他刻骨铭心。
“被开除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当学生的5年过程是最痛苦的。5年里，我谈过一次恋爱，得了一场肺病，在医院被关了一年。我已经很失落了，对自己基本失去了信心。我交的朋友也只有中学的几个同学。大学的朋友，有很多现在在新东方工作，他们都是与我在北大一起出发的人。那时，我在追随他们，而他们并没有严肃地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有点老师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