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1992年春天，俞敏洪的广告员去贴广告，刚准备往上贴，另外一个学校的广告员早就等在那儿，上来就是三刀，被送到医院缝了8针。俞敏洪第一次意识到办学校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最重要是人身安全的问题。
于是，为了摆平这类事件，老俞揣着3000块钱请公安局的警察朋友走进了当时中关村最好的饭店——香港美食城。来北京十几年了，他还从未来过这么高档的饭店。
三个警察、俞敏洪和一个陪吃的老师，五个人干掉了四瓶高度“五粮液”。
从未应酬过这种场面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公检法打交道的老俞，不会劝酒，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套近乎。内心紧张、一口江阴普通话也不知道怎么对得上人家的京片子，于是，只能少说、多喝。
没过多久，俞敏洪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警察送他去了医院，足足抢救了两个半小时。
他一个人喝掉了一瓶半，差点喝死。他醒了的第一句话是哭着喊：“我不干了！把学习关门了！”接下来是撕心裂肺地折腾、哭闹，很多年后有个电视节目采访俞敏洪时问他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他回答希望掌握一种乐器，用另一种语言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出来。那时候，他只能选择哭泣，三十岁男人的委屈倾泻而出。
然而哭累了、喊累了、睡够了、酒醒了之后，他二话不说，背上书包去赶晚上7点的课去了，他无从选择，只能面对。只不过，从此，他不必再担心竞争对手寻衅滋事的麻烦，因为以命陪喝相交下来的朋友会关照他的学校。
好朋友王明夫在帮助新东方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后用这样的形容词概括俞敏洪的状态：“挑战，也许读书人要做成事业，面临的是无穷无尽的挑战。我在报纸上，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他在纽交所敲钟的时候，任何中国的媒体都在报新东方，俞敏洪在那儿光芒四射，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他今天的成功几乎能够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泣血，是很艰难的，假如他将来走向500亿，当然也会有更大的挑战。”
访问者：假设有一条通往内心的道路，你是觉得目标正离你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你拿什么当成自己的最终使命？
俞敏洪：我曾经说过办一所世界大学是我最想完成的使命之一。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深刻的钻研，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智者，这样再以智者的身份，来教导或者说和更年轻的一代一代人去切磋。这个东西是我比较想做的，所以当初我没有钱的时候，我最想做的就是一个书院，通过那个书院来研讨这个世界。
访问者：作为一个商人，什么样的性格你认为是必须具备的？韧性是你最大的特点吗？
俞敏洪：现在商人我不知道咱们怎么界定，如果商人等于企业家的话，那么我觉得他要具备的最特别的，其实是愿意做自己所做的事情，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大、做好，而这个事情本身又具备社会意义。这是企业家选择做企业的标准。
比如一个充满污染的造纸厂，或者是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工厂，那我肯定不会去做。把污水问题处理好，不污染空气、不污染环境这就是我的前提条件。有纯粹是为了赚钱去做事情的人，那就不是企业家，可以叫做唯利是图的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