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职业能力提升由阶段性培训转为终身学习
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能力是以师傅代徒弟的方式运行的，以出徒为标志。这样一种职业能力的提升带有阶段性、狭隘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组织由单一国有体制转为多种经济体制共存，加之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先进设备的大量涌入，使我国职业人能力提升由过去单一的师徒关系，转变为多元化、社会化、区域化。九十年代初期，职业人由于受发达国家先进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的影响，逐步开始意识到职业能力的局限性和狭窄性，人们开始规划自己的年度职业提升计划和终身职业能力提升计划，越来越多的职业人开始利用社会培训资源、网络培训手段、业余时间学习等方法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职业人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到2008年，用在职业能力提升的费用，个人由总支出的2%提升到10%，组织由0提升到5%，这一数字还有继续提升和快速发展的势头。理念的转变，带给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职业在快速发展中，个人的职业寿命长短与自己的职业能力关联最大，越来越多的人把提升自己职业能力作为终身的主题。
人的职业变化由组织分配转为双向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人力资本投资由国家开始转向个人，学什么专业、到哪个城市读书、参加什么样的职业培训班由过去组织说了算转为个人行为，人们选择工作由单一选择、被动选择，转为双向选择、协商就业。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中期，求职择业的双向选择已经成为就业的基本模式，大学毕业后不包分配的政策出台后，进一步推动了双选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接近二十年的求职择业体制的实践证明：双向选择极大的调动了劳方与资方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增强了两个主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带来的积极效应有三个方面：第一，就业依靠和依赖政府，转为找市场、找机遇；第二，激发了两个主体的博弈能力和战略观念，从社会层面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增加了必须学习、必须思考、必须提升的客观环境；第三，双选提高了人才使用率和人才效益。
双向选择带来了中国就业人口的区域大流动，凸显了中国人口红利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大中城市由于双选体制带来的职业人流动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7年上海常住人口1858万人，流动人口660万人，平均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外来人口。
人的职业考核由模糊评议到量化证据
“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上班像休息，休息像上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